連戰先生說李登輝先生吃國民黨的果子沒有拜國民黨的樹頭，是忘恩負義，無情無義。這使我想起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的小說　”Oliver Twist”。這本書描寫孤兒奧立佛的故事。起初，又飢又餓的奧立佛被盜匪提供的溫飽所騙，誤入賊窟。之後，他又在賊頭的逼迫下成為盜匪共犯結構的一部份。奧立佛最後在好心人的幫助下，逃離賊窟及其共犯結構。讀完奧立佛的故事，沒有人會覺得奧立佛必須對賊頭及提供其溫飽的共犯結構感恩圖報。反而會期望奧立佛「無情無義」與警方合作，大破賊窟及其共犯結構。對照連戰的指控與奧立佛的故事，連戰要求的是，李登輝應對國民黨這個提供其榮華富貴及施展報復的團體感恩圖報，否則就是無情無義。

知恩圖報本身是好的文化。但是感恩圖報要維持其正當性，至少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施恩的人必須完全是出於善心，不求回報的。像解救奧立佛逃出賊窟的好心人就是。不是出自善心或預期回報的「恩情」不是恩情，那只是交易。政客做散財童子在地方灑錢就是。在受施人不是很清楚狀況或不是很情願的情形下，片面向人施加恩情，有時甚至是騙術的一部份。以最近喧騰一時的立法院的貓貓鼠鼠為例。立法院的惡貓給老鼠好處，就不合乎這個條件。因為那些恩情是有條件的，必須回報的。而且大哥的好意有時不接受也不行。否則，敬酒不吃吃罰酒，後果堪虞。第二、受施人對施恩人回報的時候，一定不能使第三者或公眾受害。假如這個條件不符合，則報恩人就變成加害人，或者成為幫兇，助桀為孽。共犯結構成員對恩威並濟的首領的回報就是如此。立法院諸多老鼠，不惜犧牲民眾利益，對惡貓的百般遷就、護航，助其施壓、奪取利益，就是顯例。

用以上的兩個條件來分析是否該拜國民黨這個「頭」，其答案就很清楚了。民國三十四年以前，台灣是沒有國民黨的。民國三十四年國民黨來到台灣以後，很多台灣老住民開始加入國民黨。有少部分是自願的，有一部分是看在加入國民黨的利益，但是大部分是由於威迫利誘，考慮沒有加入國民黨的可能受到的傷害，而不得不加入。有的是為了上學，有的為了求職，有的為了經商，有的為了服務鄉里，有的為了躲警察，有的為了當兵時不用每天半夜被吵醒而不得不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員享受到比一般民眾更多的「公平」。另外，國民黨並特別「栽培」少數黨員、包括李登輝與連戰在內，分享政經利益，以幫助其權力核心統治台灣。不過國民黨給與這些黨員的好處，並不合乎有恩應報的條件。因為國民黨施的這些「恩」是經過設計的、是有條件的、是互相利用的，有些甚至是受恩人沒有力量拒絕的，與純粹善心的利他行為一點關係都沒有，當然更沒有所謂報不報恩的問題。

不幸的是，在威權統治時代，為了的統治方便，御用媒體把共犯結構裡互相掩護、互相勾結利用以打擊異己的行為本質，宣傳成報恩的、有情有義的高貴情操。因此，那些向國民黨「報恩」的人，可以把別人意見的發表當成叛亂，把美麗島人士口中的「打拼」當成打鬥，把壓榨農民的「肥料換榖」政策當成經濟發展的捷徑，他們甚至可以替國民黨的蔣家到美國去謀殺一個從未謀面的人。

以上的這些為了「報恩」而加害別人或助桀為孽的時代，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稍有改善，表面上似乎已經過去。不過，事實上相同的戲碼仍在繼續的上演。擁有政治學博士教授的資歷的連戰，居然會以向政黨報恩相求於李登輝，這顯示這位政治學博士，不是搞不清楚個人與政黨之間根本沒有施恩或報恩的問題，就是他把政黨組織當成共犯結構，把共犯結構中的互利與勾結行為當成施恩與報恩來處理、來宣傳。這種幫派式的政黨觀念繼續的由最大黨的主席向其所有的黨員強調，在全國民眾面前控訴過去的黨員，誰又能說我們已經遠離為「報恩」而害人的時代呢?

或許是受過較多中國文化的薰陶吧，統派媒體及組織常把什麼有情有義、呼群保義掛在嘴邊。他們崇尚的價值是「四海」、是可以爽快的為「兄弟」赴湯蹈火的性格。我不知道當他們在替兄弟擺平問題、替兄弟關說、替兄弟向別人施壓、替兄弟走法律漏洞、替兄弟爭取經濟利益、或替兄弟放水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多少人因他們的有情有義而受損、受害、甚至喪命。

除了物質上的慾望，人活著需要很多抽象的價值。人除了需要覺得自己盡忠、盡孝、有情、有義，也需要覺得自己是公正、守法、負責、博愛的。問題是，這些價值常常是互相衝突的。不計一切的講求情義，一定會傷害到其他價值，尤其是公正、守法、負責、博愛這些現代社會進步所需要的價值。因此，對政治人物個人一味的講求情義，常常包裝的就是對民眾的無情無義。所以，李登輝站出來批評國民黨，被連戰說成忘恩負義、無情無義，並不足怪。李登輝沒錯。李登輝假如有錯，就錯在當選民選總統以後黨政大權集於一身之時，沒有把國民黨從共犯結構改造成現代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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