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年來環境災害頻傳。地震、颱風、土石流、水災、水荒、化學污染，肆虐這塊土地的生命財產，但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敲響警鐘，喚醒人們健忘的記憶，加深「命運共同體」的認知。921大地震喚醒我們對土地生命運動的注意──板塊運動不再只是一個地質名詞，而是我們早就該去配合的生命脈動；土石流和水荒告訴我們濫墾濫植、漠視水土保持的後遺症；水災告訴我們與水爭地的後果，以及「人定勝天」的思考模式的傲慢與謬誤；化學污染的範圍隨著水源漫延、滲透，其影響力不是地區性的民間抗議所能明顯舉證。問自己以下幾個問題就知道我們自己對造化我身、滋潤我心的環境如何陌生：
l我們用的水從哪裡來？用過之後到哪裡去？
l垃圾、污染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
災害的頻傳，相對的，政府反應的遲緩，指出一個道理：環保運動不能只是「改造政府、政府改造」的一個訴求，而應落實在一個警覺性更高、反應力更快、行動力更持續的機構─社區。
根據筆者觀察，台灣的草根性環保團體集中在高屏溪流域的中下游。河流的連貫、污染的集中促成了各地的「愛鄉協進會」、「反水庫、反污染大聯盟」的成立；災難的頻繁更促成了在河流流域各地，長期默默耕耘的〝少數族群〞、草根團體團結成為以河流流域為單位的社區共同體。站在社區共同體的角度來看，環保不僅是捍衛生存權──乾淨的水和空氣、健康的土地，更是堅持某種生活方式和倫理觀。本文擬從晚近生態論述和環境哲學中對「環境倫理」的討論做基本介紹。
一、土地倫理
(Land Ethic)
自從1949年李奧歐波(Aldo Leopold)的《沙郡年紀》(A Sand County Almanac)出版後，他所鼓吹的「土地倫理」(Land Ethic)，深受環保人士與環境哲學界的重視。傳統的倫理學，討論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目的、義務、與責任。但在西方歐美文化傳統的三千年歷史中，倫理關係以人為中心，「目的論」問：我該追求什麼才是「善」？「義務論」問：我該遵守什麼規則才是「對的」？「責任論」問：我對其他的人要怎麼回應(response)才是「適當的」？三者的共通點是：以人的社區做為考核依據，所謂善的行為不包括對自然規則的尊重，對自然環境做出正確的回應。李奧歐波之「土地倫理」的規律是：「一個行為如果能夠促使保障生物社區的完整、穩定、與美的話就是對的，反之就是錯的。」「土地倫理」有以下幾個重點：
1.擴展社區的範圍：從人為的社區拓展到包括動物、植物、各種生命體及整體的土地。把倫理關係從人與人、人與社會延伸到人與土地的善、正確，而適當的回應關係。
2.改變人的角色：從人是主宰者、征服者的角色，改變到人是土地社區的一個成員。李氏認為〝亞伯拉罕式〞的土地概念──視土地及萬物為上帝賜予人類的財產──是促使保育(conservation)運動失敗的主要思考模式。
3.改變對土地的認知：
( 1 )、土地不僅是土壤和供人改造利用的資源而已。土地是土壤、植物、動物之間能量轉化、流動的泉源。食物鏈說明了這種能量轉化的一種關聯。
( 2 )、當地的原生動植物，對於該土地的生物多樣性、穩定性較有幫助；生物多樣性有助於生物演化的穩定。
( 3 )、人為的改變和自然的演化遵循不同規則。前者影響生物社區的完整與穩定比後者嚴重，且難以預期。
4. 改變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學習「如山一般地思考」(Thinking like a mountain.)：個人生命短暫，人類的生命經驗跟其他生命體，及土地的生命經驗比起來實是微不足道。只有山活的夠久，能夠了解山中各種生命體活動之因果效應。李氏舉了一個例子：獵人要捕鹿，可是狼群也吃鹿；狼群的存在威脅了獵人生命和獵物的存在，同時也威脅牧場的牛羊。李氏目睹各州紛紛集體捕殺狼群，然而多年以後，無狼的山區，童山濯濯，灌木草叢被鹿群吃光了，然後鹿群也相繼餓死；無狼的牧場，也因缺乏狼群的制衡，牧草不足，人工飼料的開銷又高於收入，終於因付不起貸款而宣告破產。因為人不能像山一般地思考，短視近利，造成過度畜養、過度耕種，隨著土石的流失，人的未來漸漸被沖刷到大海去了(137 ─140 )。
二、土地倫理面臨的挑戰
自從李奧歐波發表「土地倫理」(1949 )，五十多年來，不斷有學者挑戰他的論點，有人認為提不出直接的證據證明保持物種的多樣性有助於生物演化的穩定(Hargrove, Sagoff)，有人認為生物社區的概念，因為人和其他生物不同，人類開創的世界是個隔離於自然的第二生命圈(Biosphere Two)(Steverson)。儘管如此，五十年來物種的消滅、生態的破壞、污染的惡化，和李氏有生之年不可同日而語。土地倫理觀的真正挑戰不是來自學院內的科學家和哲學家，而是日新月異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潮流。生物社區始終難以落實──試問我們說的出在我們住家附近出沒的五種鳥、五種植物、五種礦物、五種昆蟲的名字嗎？連說出五個人類鄰居的名字都有困難。然而我們每天平均要閱讀三千個廣告。以美國式資本主義為核心的經濟社區不斷拓展擴大的同時，全球性的水災、旱災、天氣異變、溫室效應也持續惡化。永續經營(地球的資源)和資源回收是今日現代人的口頭禪。現代人大都有環保意識，但不見得有生物社區意識。全球化的後遺症刺激了社區意識的抬頭。對於李奧歐波提出的「土地倫理」，吾人可能有以下疑問：
(一)什麼樣的人為改變對環境的永續生存是合理而適當的？
(二)什麼樣的社區才是符合人類文化認同需要、且能永續經營的社區？
(三)要如何才能學會「如山一般地思考」？要跟誰學？
針對第一個問題，長期推廣李氏學說的學者凱立克 (J. Baird Callicott)，提出的規範標準是適當的改變「規模」(scale)──「假如一個行為對於生物社區的干擾，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規模是正常的，就是對的，反之，就是錯的。」
對於第二和第三個問題的探討，有學者提出「生物地區主義」(Bioregionism)的學說和「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論述，。
三、生物地區主義(Bioregionism)和土地情(Sense
of Place)
如果要從人類的生命生活經驗中學習大自然的思維(如山一般地思考)，有誰對土地的回應能像土生土長、長期定居的居民那麼細密和敏銳？有什麼種族能像「原住民」那麼以敬畏自然的態度在山林中生活，並以口耳相傳的詩、歌、故事傳承先祖的土地經驗和記憶？是這種人群中集體的大自然思維在守護著人們與大自然和諧相處。這種集體思維應化成各個族群的「守護神」。在台灣民間的各個角落，無論在山林間的祖靈崇敬、在客家聚落的「伯公廟」、在閩南聚落的「土地公廟」，都還流傳著這種大自然思維的智慧。聚落中的人們，不論個人、家庭、甚至整個社區，每有重大事情要決定，如遠行、婚嫁、動土等等，必先祭拜「守護神」。祖靈、伯公、土地公的擬人形象已經在暗示，守護眾生的大地之靈是包括人類的集體思維，而不是供桌上的偶像。筆者因目睹居住近四十年的老家和鄰里因921大地震而消失，曾以懷疑的態度反思：「到底土地公有沒有守護我們？」921之後，每走過土地公廟不禁思索：「小小的土地祠如何能護巨土、佑萬民？」直到看到以下這幅福德祠的對聯，一時茅塞頓開：
福而有德千家恭
正則為神萬世敬
是誰積的福、是誰養的德、而能感召神明保佑？答案當然不是供桌上的偶像。然而什麼是神明？原來，正確的精神狀態(思維模式)──清明的精神即是神明。原來每個居民都是土地精神(geni loci)的一部份，長期定居一地方的諸多生命體的集體思維，就是「守護神」──守護生命體和諧共存、趨吉避凶，對環境的演化做出適當的回應。
土地精神和大自然思維的傳承，在各個古老民族的口傳和文字中都有記錄。對祂的遺忘是工業化、都市化之後的事情。所謂「生物地區主義」(Bioregionism)，其主旨就是在對遷移中的居民，特別是城市人喚醒這種古老傳承的智慧：重視地方精神，重建居民的地方感、土地情(Sense of Place)，尊重原住民的定居經驗(inhabitation)，若是遷居者則應重新學習定居(reinhabitation)。
深受東方宗教、哲學、文學及修行影響的美國當代詩人史耐德(Gary Snyder)，在1979年接受訪問時，舉出土地情(Sense of Place)──「定居」一地方並對土地採取負責的回應──有經濟上、生態上、和精神上的利益：
(一)在經濟上，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人類終將再度依靠光合作用和河水流域間的自然資源而生。工商業利用石化資源的方式無法持續太久。因此了解一個地方的季節變化、土壤、動植物特質是居民生活的必備常識。
(二)在生態上，由於定居居民對於定居地的環境變遷之警覺性最高，反應力最快，維護環境的言行最一致且持續，因此，每當政府要立法對該地方做出變更環境運用方式決策時，定居居民應該有責任也有權利參加環境影響評估之公聽會，並且為「地方」發言。意思是說：應先立法保障定居者、原住民的這種為土地說話的權利與責任。
(三)在精神上，土地情的第三種利益即在於地方社區是居民精神傳承的場所：透過工作、音樂、詩歌、故事，在地居民在定居地展現共享的價值觀與智慧。( 138─41)
生物地區的界定，不是以行政區來強制劃分，而是以自然的水文、地形關係自然形成。
呼應這種思想的環境哲學家，如錢尼(Jim Cheney)將環境倫理定義為展現生物地區特質的敘述。錢尼認為後現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反對集權化(totalizing)、殖民化(colonizing)、以偏蓋全的霸道思想。生物地區主義的倫理敘述，並不想做出放諸四海皆準的論斷，而是表達出深契生物地區特質的當地經驗，是一種倫理的通俗語(ethic vernacular)。這種倫理概念將人界定為由生物地區的動植物、水土特色塑造的產物，而不是西方傳統的「社會人」的抽象觀念，以一強勢種族的價值觀強制加於其他種族價值觀之上。生物地區主義的倫理觀有規範性，但其規範不是只以抽象的法律條文執行，而是以對話和談判(negotiation)進行。
四、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
史耐德和錢尼的觀點，是一種以溫和的口吻做原則的規劃；當生物地區主義落實在定居居民、原住民的今日的生活情境，可就是血淚斑斑。
現代的城市人都相信自己有環保概念，都在理論上支持保育人士對保護生態、保護野地、設立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觀點和做法，然而，大部分都市人不知道設立保護區、禁止漁獵的法令，是在禁止原住民在自己定居數百年以上的定居地過傳統的生活，傳承與大自然和諧共生共存的智慧。改變原住民生活環境的後果，要由原住民承擔，原住民流落到都市謀生，因適應不良造成的社會問題，要遭到全體都市人的唾棄。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這種事實，這是以保護環境之名，來做迫害弱勢族群的不義行為。
不住在山林之間的都市人要如何學習大自然的思維？如何知悉大自然的法則？渡假、郊遊、觀光的親近自然方式，哪裡可以和生於斯、長於斯，敬畏自然、重分享、重口述經驗的原住民生活經驗相比擬？這是眾多原住民要反核廢料、反國家公園、反水庫的理由之一。
原住民有悠久的口述文學傳統，但面臨「環境正義」的問題，各地的原住民紛紛以平地人的文學媒體、文類來陳述自己的種族在對抗「環境的不義」的奮戰經驗，並且糾正其他強勢族群對原住民的錯誤認知。例如：穿著奇裝異服，成天遊走於山林，與天地通靈的浪漫人物。我們要強調：自然環境不是平地人或白種人所認為的「荒野」(wilderness)──逃避文明之病、治療孤寂心靈、激發冒險奮鬥精神的樂土或保護區，而是他們生活的地方，自然是他們工作的夥伴。需要捍衛的是這種生活方式，而不是荒野。
「環境正義」不僅是原住民爭取生存權、工作權、文化權的問題，也關係到平地人切身的健康問題。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卡森(Rachel Carson)在其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中嚴正指出DDT這種化學農藥對人類、動植物及環境的連鎖惡質影響。DDT的使用被禁止了，然而化學污染並未消失。環境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影響並未被嚴肅的重視。因為科學家說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環境污染是造成絕症(例如癌症)的原因。在1997年，也是一位患過癌症的女生態學家，史泰葛柏(Sandra Steingraber)，出版了她長期對這個問題的觀察和研究結果──《住在下游：一位生態學者對癌症與環境的看法》(Living Downstream: An Ecologist Looks at Cancer and the Environment )，在她精細的比較癌症病人的致癌物質，和癌症患者的分布地圖，發現患者大都集中在河流下游，而這些河流沿岸充斥大規模的化工、重機工廠(63)。大多數科學家認為癌症病人集中在某些區域的原因是：基因遺傳和基因突變。可是史泰葛柏指出從1950年到1991年，癌症病患人數成長了49.3百分點，基因的演化不可能在那麼短的幾十年中完成。她雖然沒有明白強調這是環境的不正義事實，但是她以科學家冷靜的口吻指出：「在這群每年10,940位的美國人中，(每年因環境污染導致癌症而死亡的保守估計數字)，沒有人會無痛、快速地死亡。他們會被截肢、輻射、化療，他們會在醫院或窮人收容所中斷氣，然後無聲無息地被埋葬。他們的照片不會出現在報紙上，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然而他們的無名、無言，不會弱化殘酷的事實。這種死亡是一種殺人的方式。」
研究環境正義議題的學者指出，各種環境正義的議題都包含了強勢族群對於弱勢族群生存權、生活方式、價值觀地忽視甚至壓迫。而解決問題的原則是要尊重在地經驗(local pedagogy)──從長期定居該地的居民、原住民對於地理、歷史文化的種種經驗中，就地討論、攜手合作，實踐有利所有住民和環境的正確方案(Joni Adamson, xv-xvii) 。
參考書目
Adamson, Joni.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cocriticism: The Middle Place. Tucson: The U of Arizona P, 2001.
Callicott, J. Baird. “Do Deconstructive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 Undermine Leopold’s Land Ethic?”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 to Radical Ecology. Eds. Michael E. Zimmerman et al.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1998.
Carson, Rachel.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2.
Cheney, Jim. “Post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Ethics as Bioregional Narrative.” Post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Ed. Max Oeslschlaeger.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1995.
Leopold, Aldo. A Sand Country Almanac. Oxford: Oxford UP, 1949.
Snyder, Gary. The Real Work: Interviews & Talk 1964~1979. NY: New Directions, 1980.
Steingraber,
Sandra. Living Downstream: An Ecologist Looks at
Cancer and the Environment. NY: Addison Westley,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