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化在二十一世紀」講座
台灣未來--兩岸關係
鄧玉英
一、前言：全球經濟環境
區域集團化以及全球化發展是當前和未來人類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的主要趨勢。兩次世界大戰後，全球形成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直至八０年代末，蘇聯東歐集團解體，國際社會進入後冷戰時期的經濟較勁，在此階段，面對全球市場的劇烈競爭，區域經濟整合業已成為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
隨著一九九九年歐元的誕生，全球三大區域經濟組織不僅在國際金融市場展開美元、日圓以及歐元的角逐，更在世界貿易組織 ( WTO ) 協商談判的同時，以區域貿易自由化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形成區域貿易壁壘，未來全球化發展似是漫漫長路。而面對此一國際經濟環境的發展趨勢，中國大陸以其快速的經濟發展成為未來影響亞太地區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大陸是否能持續經濟、社會、政治穩定發展？即成為眾所矚目的問題。
二十世紀九０年代始，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地區繼亞洲四小龍之後，以其快速的經濟成長和現代化發展為東亞奇蹟再添新頁。亞洲經濟危機之後，中國大陸堅守人民幣不貶的防守戰，不僅為亞洲金融市場的穩定付出貢獻，也同時將中國大陸推向亞太區域要角的地位。另方面，中國大陸在歷經二十載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後，內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已成為未來中國大陸經濟、社會、政治持續發展的潛在危機，而此一潛藏的不穩定因素亦將影響未來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以及全球的強勢發展。因此，面對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以及中國大陸的發展潛力，未來台灣永續經營的利基為何？即是吾人所關切的未來議題。
二、中國大陸社會經濟發展現況及未來面臨之挑戰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對外改革開放屆十年，北京當局以武力鎮壓學運和民運的強勢手段不僅令全世界感到震驚，也使各國外資紛紛撤離。回首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始末，歷經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十年的中國大陸，由過去社會主義齊頭式平等的社會型態，轉而呈現貧富懸殊、城鄉差距、區域差異等社會、經濟二元化的現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口號實現了，但「這部分人」所凸顯的卻是貪污腐敗、官倒營私的沉痾。
改革開放十多年來，的確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這部分因社會主義改革而致富者不但未如當權者所言「藉由這部分人來帶動全體中國的經濟發展」，甚且被指控利用非經濟手段強獲社會資源，進而造成社會、經濟二元化的發展。面對經濟改革的持續加溫，大陸新富階級的消費習慣及生活方式已與迅速移入的西方經濟型態緊密結合，貧富差距益加深。
大陸中國科學院胡鞍鋼等人在進行「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研究」後指出，一九五二至一九七八年間中國地區平均國民所得的相對差距是不斷擴大；一九七八至一九九Ｏ年相對差距則不斷縮小；然而，一九九Ｏ年後地區平均國民所得的相對差距卻呈現擴大的趨勢，貧富懸殊的現象正隨著經濟改革的加速而擴大。綜觀大陸社會經濟二元化發展的現象，應是導因於對外經濟改革開放所採行的傾斜發展策略所至。
由於經濟改革初期，中共中央以發展東南沿海經濟特區及試點作為社會主義漸進式經濟改革的發展戰略，此一傾斜經濟發展戰略欲藉由東南沿海逐步向兩江流域、西部發展的梯度推移來達到區域經濟發展的目的；例如，在東南沿海地區發展出口導向產業、享受國家各項優惠措施、引進外資等，先讓大陸東南沿海地區達到「成長極」( growth pole)之後，基於擴散效應使然，區域間的經濟差距自然會縮小。
然而，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大陸農村剩餘人口除了湧向省縣地方大城市打零工外，更千方百計取得特區通行證，或者偷渡進入東南沿海地區當臨時工；特區的開發或許圓了少數來自農村偏遠地區民工的掏金夢，但也製造了扭曲的價值觀，以及不平衡的階級心態，進而造成大陸都市治安問題的惡化。經濟的擴展效應尚未推展，社會的不穩定氣氛卻已彌漫。
聯合國《一九九四年人文發展報告》指出，全球地區差異最大的四個國家分別為：中國、巴西、尼日和埃及。上海和北京的人文發展指標居全球第31位，排名較南韓和新加坡還前，而青海和西藏的排名則分居第110位和第131位，顯見中國大陸不僅各地區經濟發展差距較大，社會發展差異亦頗懸殊。
針對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胡鞍鋼等的研究提出以下七項解決的策略：
對外改革開放之後的快速經濟成長，期讓中國躋身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舞台的重心。然而，面對跨世紀的來臨，中國最大的勁敵是近二十年來本身體制轉型所積沉的難題，經濟二元化所潛藏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區域不平衡發展直指國家體制的最佳可能選擇，在在影響未來中國大陸持續的經濟、社會、政治發展，以及其在亞太區域整合所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之角色與地位
二次世界大戰後至80年代末冷戰時期的結束，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亞洲地區最大的創痛是中國赤化、韓戰及越戰失勢；一九七九年大陸實施對外經濟改革開放，中國由「摸石過河」的漸進式經濟改革，到當前「打左燈，往右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向世人呈現了勢不可擋的銳勢。世界銀行的研究指出，英國、美國和日本各花了58年( 1780 1838)、47年(1839 1886) 、34年(1885 1919) 年的時間才使其平均國民所得增加一倍，而中國大陸卻只花了9年(1978 1987)；之後的每10年，大陸的平均國民收入就成倍數增長。當然，落後的優勢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東亞國際分工體系的形成、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等，亦營造了有利於發展的國際經濟環境。因而，相對於前蘇聯東歐集團所採行的「休克經濟改革」，中國大陸漸進式的對外開放政策，不僅獲得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注目，也同時吸引景氣復甦中亟待海外市場的歐美已開發國家的眼光，令人咋舌的持續高速經濟成長引燃了中國熱，「中國情結」於乎生焉！
情結之一，面對廣大的消費市場，歐、美、日的經濟競技再度展開，歐洲聯盟( EU )、北美自由貿易協會( NAFTA )、 亞太經合會( APEC )能否三分天下、三足鼎立，端賴未來中國在區域及全球的角色定位，東亞雁型發展模式正隨著資訊半導體產業取代傳統製造業而轉變機能，中國是否能取代日本成為區域強國，正是歐美各國拭目以待的，畢竟日本經貿的式微代表著：歐美各國在大陸的商戰中又少了一個勁敵；而中國的崛起，意識形態之爭似已不復存在，更大的可能是：在良性的互動中達到競合的目的。因此，發展與中國的政經關係便成為各國外交、經貿的要務。
情結之二，美國「世界視察研究所」( World Watch Institute ) 1994年發表「21世紀世界人口與糧食分析報告」指出，2030年世界將因中國人口激增至16億、可耕地逐年流失而引發糧食恐慌，自此，「中國威脅論」不脛而走；另方面，大陸軍事現代化發展的趨勢、對美核武科技機密的竊取、南海問題、釣魚台主權之爭、台海局勢、西藏問題等，亦是鄰近各國不敢稍怠的隱憂。
此外，西方社會對於東方國家，特別是曾經接受中國儒家思想薰陶的東亞國家，一直存有文化決定論的批判，但近百年來，西方社會對東方文化的認知卻表現出時而河東、時而河西的莫衷一是；換言之，西方國家對中國除了存有「中國情結」外，更存在「中國迷思」。
迷思之一，本世紀西方各國對於中國的迷思始於韋伯( Max Weber )在其「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中，對儒家思想體系的詮釋，韋伯認為，東亞各國之所以貧窮落後，完全導因於傳統儒家思想的規範約束，以致未能產生資本主義精神中藉以發展合理的經濟行為的職務觀念；換言之，儒家禮教中的「不爭」，使亞洲民族失去了發展經濟的積極性。然而，日本自戰後的迅速經濟發展，不僅給西方國家「日本第一」、「日本能，為什麼我們不能」的震撼，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以及東南亞國協( ASEAN )、 中國大陸的緊隨在後，都是西方國家所不解的東方筷子文化的潛藏爆發力。Burstein和Keijzer妄以中國儒家價值的重整來解釋上海十里洋場私營經濟的興盛，不禁令人質問：東方與西方真正相遇應待何時？
迷思之二，天真的美國人一直以為麥當勞叔叔進駐北京王府井大街之後，西方國家就能以可樂、漢堡和薯條來「融合」(
非整合 )中國人的價值觀，殊不知中國自來南征北伐、改朝換代，都不改其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 根深蒂固的特質，1996年三位文革時期前後出生的中國青年，以「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噪名，書中憤聲疾呼：中國對外開放、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後，有權保護本國的最大利益。西方國家如何能解讀八國聯軍後，中國門戶再放的臨淵履冰之舉？
四、中國大陸未來可能發展
面向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前景是樂觀可期的，但也不無可能欲繼乏力，以下為兩種未來中國可能的發展途徑：
一是，樂觀的大中華世紀論。誠如《第二曲線》一書的作者Ian Morrison所言，中國是二十一世紀全球經貿市場的第二曲線國家 (註三)，因其在已開發國家所奠立的科技基礎下，享有「落後的優勢」；例如，發展中國家因利用外資投入經濟建設，無須經過冗長的本國儲蓄累積，因此可縮短經濟起飛的時間，並得以發揮跳躍式發展的高經濟成長。
在全球化( Globalization )與區域化( Regionalization )經濟發展並行的趨勢下所形成的全球商業中心，期將歐洲、北美洲和亞洲等三大區域經濟體聯繫為全球經濟體系，而位居東亞中心的中國大陸地區，正迅速形成包括香港、深圳、廣州、珠海、澳門的大香港城市群，以及包括上海、無錫、蘇州、南京和寧波的大上海城市群兩個全球商業中心。預計至二Ｏ二Ｏ年，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及長江流域的開發將可為中國帶來第二波快速的高經濟成長，而成為東亞經濟強國，並以國內市場做為吸納北美及歐洲經貿的樞紐，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擔負重任。
二是，悲觀的中國質疑論。東亞經濟發展的模式自八Ｏ年代中即名噪一時，但在過去幾年，中國及東南亞各國高經濟成長的背後卻潛藏著投資過熱、各項經濟制度不健全的隱憂，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共當局堅守港幣、人民幣不貶值的作法，反應的是政治面因素或經濟面考量？擴大內需市場在近2000萬國營企業下崗職工﹝國營企業冗員轉業﹞以及近8000萬待業﹝失業﹞人口的情況下如何推展？而中國大陸自對外改革開放以來因社會經濟二元化、區域不平衡發展所呈現的弔詭現象等，都將成為未來社會政治動盪的誘因，進而阻礙了經濟的持續發展。
Lester C. Thurow在其著作《Head to Head》 中即曾提出，東亞各國所潛藏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以及區域內外交關係等，將是阻礙其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導航者的不穩定因素；反觀歐洲聯盟，歷經數十年的區域政經整合，在歐元誕生後，又向經濟同盟的目標邁了一大步，未來歐洲聯盟對全球經貿發展的影響力必然持續擴大。因此，下一個世紀歐洲將可能再度成為世界舞台的重心。
五、台灣未來前景─路往何處去？
倘若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大陸的強權趨勢銳不可擋，未來台灣可能的發展方向為何？台海兩岸的局勢時明時晦，西進的台商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雖是第一個提著手提箱回到中國大陸的投資客，然而我對大陸經貿政策卻受制於政治因素，未能掌握政經談判的時機以拓展實質經貿利益。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為中國的經濟改革立下百年不變的發展理念，自此，長安商賈絡繹於途，中國已成為吸納國際資本的新興市場。台灣對大陸而言，政治的目的遠高於經濟的效用。
另方面，我「國策研究院」的研究亦指出，九Ｏ年代初美國有鑒於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的轉變，遂調整其亞太戰略，將亞太地區劃分為七個次級經濟圈，分別為：環日本海經濟圈、圖門江開發計劃、渤海經濟圈、黃海經濟圈、華南經濟圈、泰銖經濟圈及成長三角。在美國的亞太政經戰略佈署中，台灣被圈入華南經濟圈，也就是包括香港、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廣東、海南等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僅管此一次級經濟圈是當前大陸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然而值得省思的是，過去二十年來，大陸所採行的漸進式傾斜發展政策，基本上已推動了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起飛。大抵而言，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已掌握當今經濟發展的三個要素：資本、技術與人力資源，而這也顯示：台灣在此地區的絕對優勢正逐漸下降，因此，為台灣的永續經營謀略可謂當務之急。
區域整合既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台灣在「西進」的同時，更應兼顧「南向」與「北引」。西進的步伐應沿江而上，涉入長江三角洲地區，並藉以向外聯繫黃海經濟圈；由於長江流域的上、中、下游分工體系正加速形成中，在中國未來可能地區分治的發展下，長江三角洲地區位處大陸對外樞紐，大上海都市群可望成為世界商業中心之一，因此，台商未來應調整過去偏向東南沿海地區的集中投資。南向是為了繫住與東南亞國協的經貿關係；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區擬提前至二ＯＯ二年完成區域內關稅自由化的目標，我尋求產品國際分工的企業應儘早進入東南亞國協，以因應區域經貿壁壘的高築。至於北引則是需要加強與日本、歐美各國的合作，積極引進跨國廠商來台投資電子、機械、光學、精密、航太及生物科技等高科技產業，以擴大我研發部門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