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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傳統的現實主義、還是結構性現實主義來看，台灣似乎是無法抵擋來自外部的排山倒海般和談壓力。然而，從新自由制度論來切入，不管是歐盟的建構、還是北愛爾蘭的和解，終究還是要有人能提供保證彼此安全的架構、並且提供正面的誘因。若是從建構主義來思考，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國家／政府，勢必要小心面對如何調和內外政治勢力的「兩層級遊戲」（two-level game）；具體而言，也就是「外交為內政的延長」的思維。

坦承而言，即使是你死我活的死敵，老死不相往來並非明智之舉，畢竟，雙方至少要維持起碼的溝通管道，以免彼此因為資訊誤判而起軍事衝突。然而，由於過去國共談判的經驗，讓國民黨政府心有餘悸，因而有蔣經國時代的「三不政策」。在李登輝政府初期，雖然有西和的傾向，卻因為被中國矮化，無法平起平坐，終於有「兩國論」出現。陳水扁總統上任以來，一直表達求和的意願，卻因為中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難有進展。

在這裡，我先將分別從國際體系、以及認同政治，來考察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接著，我們要了解歐盟模式對於台、中關係的啟示。再來，我們也要探究建構兩岸和平穩定架構的可能。其次，我們嘗試著由和平研究著手，以民族自決權的角度，來探索兩岸和平的願景。在進入結語之前，我們希望能實踐深化和平研究，推動與中國的和平。

貳、國際體系中的台、中關係

就國際關係、或是比較外交政策的文獻來看，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或是國家之間互動）的因素，一般的分法是將其歸類為國際體系、國家／社會、以及個人等三種分析層級（level of analysis）；當然，也有人分為全球性（廣義的「國際」）、國與國之間（狹義的「國際」）、國內、以及個人等四種分析層級。在這裡，我們暫且以國外、以及國內因素來切入。

在冷戰結束以來，究竟國際體系如何由原本的兩極（bipolarity）出發演變，大致有兩種看法。就美國而言，在蘇聯解體以後，當然這是一個單極（unipolarity）的國際體系，也就是美國獨霸天下的局面。相對之下，其他國家對於美國這個超強是否能維持其支配性有所保留，也就是認為國際體系正在朝著多極（multipolarity）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軍事力量也迎頭趕上，儼然成為當今國際社會裡頭唯一具有實力（capabilities）與美國一爭長短的國家。如果根據「權力過渡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來看，如果中國有意願（willingness）挑戰美國霸權的話，將是國際體系醞釀變動、甚至於不穩定的最主要來源。我們假設中國再未來四年尚無與美國正面交鋒，那麼，美國將還是主導國際社會運作的關鍵。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來自於外部所可能施加的影響力，除了中國的持續文攻武嚇以外，將還是以美國為核心（圖1）。

就美國而言，除了因為歷史因素，直接與台灣維持某種特殊的關係以外，還必須承受因為與中國交往而間接傳達對台灣的要求。自來，美國對於台、中糾紛的立場清楚，也就是應由雙方自己去解決，不願意當調人，這特別列在雷根總統的『六項保證』裡頭。不過，在克林頓總統任內，由於美國對於中國的戰略調整為積極交往，因而有各種促成「中程協定」（interim agreement）的聲音。小布希總統上任以來，雖然堅定地以「和平解決」（peaceful settlement、peaceful resolution）來回應中國的「和平統一」（peaceful unification），不過，他也提及希望台、中進行「和平對話」（peaceful dialogue），特別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是否有復談的誘因。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自然不能一再拒人於千里之外，以免讓世人有冥頑不靈的形象，打消任何對於台灣的一點同情。

就一個正在崛起經濟、還是軍事強國而言，中國儘管韜光養晦，或許暫且不會挑戰美國的世界霸權，不過，就亞洲、或是東亞而言，至少也要維持起碼的支配。因此，除了積極參與聯合國的運作以外，中國在領土的周邊，即使無法恢復帝王時代的藩屬朝貢局面，也要試圖要建構某種亞洲經濟共同體，以抗拒美國若有似無的圍堵。不過，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即使中國不想與美國競爭世界霸主的地位，拋開所謂「神聖不可分裂的領土」說法，也不談有如芒刺在背的金門、以及馬祖，台灣之於中國有如古巴之於美國。

中國歷年來對於台灣所進行的戰術，無非採取文攻武嚇，也就是一方面向台灣的老百姓伸出橄欖枝葉，另一方面卻逐年增加隔海的飛彈部署，具體而言，就是將「以民逼官、以商圍政、以通促統、以野迫朝」戰術加以廣化、以及深化。近年來，中國又將其攻勢聚焦於所謂的「三戰」，也就是一體三面的心理戰、法律戰、以及輿論戰：一方面不放棄自來的武力威脅，卻又拼命擺出笑臉；再來是積極以國內法來定位台、中關係，試圖建構將來出兵台灣的法理依據。

在這同時，中國又積極向國際社會散發「和平崛起」（peaceful rising）的訊息，企圖以好人的形象，進一步在國際社會孤立台灣。具體而言，中國努力以和平來包裝其國際形象，也就是一方面強調中國在宗教、文化、以及哲學上固有的和平傳統，另一方面，又炫燿其開放改革以來所累積的經濟實力，特別是在世界各地的援助、投資、以及併購，也就是借用Joseph Nye所提出的「soft power」概念[1]。就2006年在加拿大舉行的國際和平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雙年會中，幾位中國學者在英國學者Alan Hunter的幫助之下，在「衝突化解暨和平建立」分組之下特別有一個場次（session）來闡述中國的和平崛起、以及在和平研究上的努力[2]。

參、認同政治與兩岸關係

如果從比較外交政策的理論來看，除了說是國內因素影響外交政治的走向以外，外部力量也會左右國內政治勢力的角力；在因素之間相互強化的情況下，暫且不說決策者如何在這種「兩層級遊戲」取得最適切的回應，連學者在分析上也很難釐清「由內到外」、或是「由外到內」的相互歸因（recursive）關係，更不用說政治人物很難壓抑的尋租性操弄。在諸多國內因素當中，又以認同政治的糾結最為顯著。

自解嚴以來，政治場域的分歧大致上表現在政黨認同（藍vs.綠）的競爭，不過，又大略與選民在族群認同（外省人vs. 本省人）、國家認同（中國人vs. 台灣人）、以及國家定位（統一vs. 獨立）等三個軸線的差異重疊（coterminous）。表面上，應該是心理層面的認同（政黨、族群、國家）影響政治態度究（統獨）（圖2的實線），然而，竟何者是因（獨立變數），何者是果（應變數），也很難論斷；畢竟，統獨的議題也有可能用來強化支持者的認同（圖1的虛線），特別是對於選民的政黨認同而言，如果不涉及族群認同、或是國家認同的話，是比較可以經過後天自我選擇而取得的；相較之下，不管是族群認同、還是國家認同，儘管可能因為本身的抉擇而確立，不過，大體還是根據父母（特別是父系社會的父親）的認同想像而來的。

我們如果暫且不論族群認同、國家認同、以及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圖2的左半部），是否有可能切斷（或至少淡化）這三種認同與國家定位的關係？首先，是否有可能將政黨認同與國家定位脫鉤？除非是法律明文禁止政黨將國家定位列為政綱、或是競選宣言，否則，在民主政治下，政黨勢必會想辦法嘗試在不同層面作最大的擴張，尤其是對於立委選而言，政黨往往為了與立場相近的友黨競爭，不能不突顯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堅持，因此，國家定位的光譜會分散得比較廣泛。此時，只要不是全部國會席次採取政黨比例制（或是政黨比例的百分比不要太高），兩極的拉扯效應該會比較小；即使在不同光譜兩端的政黨因此比較有生存的機會，然而，只要不各自發展為大黨、造成雙峰較勁的分佈狀態，只要還有其他軸線上的議題，國家定位大致不會發展為政治競逐的主軸。

如果是在總統選舉之下，長期而言，如果逐漸聚合為兩大陣營的情況下，候選人終究還是會選擇某一個軸線來對決；此時，如果國家定位被視為最重要的議題，很難想像政黨、或是候選人會選擇退縮（淡化）。如果就選民意向的分佈來看，在單峰的情況下，候選人想樣捕捉所謂的中間選民（median voter），應該不會主動打國家定位牌，除非他／她自信可以開創雙峰的局面；大體而言，我們看到的政治人物是隨著民意走，不敢主動去碰觸（變動）選民的立場。相對之下，如果民意呈現雙峰式的分佈，候選人有絕對的誘因去突顯國家定位的差異，也就是說，刻意造成政黨認同與國家定位的相互強化，甚至於刻意以國家定位來定義族群認同、以及／或是國家認同。

自從總統直選以來，在假設選民的意向為單峰分佈的情況下，總統候選人的國家定位暫時趨同（converged）；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陳水扁總統的「和平穩定架構」與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暫時協定」，就簽訂和平協定的意圖來看，並沒有很大的差別。然而，就長期而言，究竟選民的國家定位是否會維持單峰，特別是在朝野對立的氛圍下？朝野政黨會不會為了作有效的市場分隔，而斷然改為採行離心式（centrifugal）的競選訴求？也許我們無力阻止政黨以國家定位來定義政黨認同，不過，我們可以讓國家定位對於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的影響降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說，想辦法不要讓國家定位成為構成族群認同、以及／或是國家認同的要素；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探討群認同、國家認同、以及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

大體而言，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與政黨認同一直是高度相關的，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往往會左右其政黨認同的傾向（圖3的實線）；相對之下，就理論而言，政黨或許不願意公開自我定義為族群政黨（尤其是對於相對上人口比例較小的族群），不過，對於政黨來說，國家認同依然是重要的選舉動員面向。因此，我們唯一比較能寄望的，就是如何降低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選民的族群認同，往往是判斷其國家認同為何的一個相當方便的預期變數（predictor），理由很簡單，因為兩者高度相關；不過，究竟兩者的因果關係是甚麼，還有待深入探究。就理論上來看，有關認同產生的解釋，大致可以歸納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結構論（structuralism）、以及建構論（constructivism），而族群認同應該是比較帶有原生上的性質，相對上，國家認同是二階式（second-order）的、後天的、引申式（derived）的認同；換句話說，族群認同是先天上比較難以變動，而國家認同是相對上可以經過選擇而變動，甚至於是可以操弄的。

不過，就目前社會科學對於認同的認識來看，大致上是以建構論為主流，也就是說，不僅是國家認同是建構出來的，連族群認同、甚至於種族／膚色的差異，都可以經過人為建構而成的；既然如此，族群認同就不會比國家認同來得更加一成不變。在這樣的了解下，政治勢力或許不方便直接塑造族群的政黨性，卻可以間接透過國家認同的掛勾，與族群認同連結在一起（圖3的虛線）。

坦承而言，一般而言，雖然族群認同大致上是建立在一些客觀上觀察得到的共同的特徵，包括血緣、語言、宗教、生活習慣、或是文化傳統，不過，更重要的是成員對於這些特色的主觀認知，而這些認知往往是高度選擇性的，相對之下，上述族群血緣文化指標的可信度，如果未經國家的制度化（譬如身分註記），其實是相當不穩定的。因此，對於族群的集體認同而言，共同享有的集體記憶／失憶、經驗、甚至於歷史，雖然看來是比較抽象，卻是更具有凝聚族群認同／族群意識的力量；而由父祖繼承而來的國家認同，雖非隱藏在基因（不管是DNA、或是HLA）裡頭，比起族群的文化指標，其實是更具有影響力。

如果說我們一時無法阻斷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而國家又不該、或是不方便介入族群認同的形塑（更不用說政黨認同），那麼，對於國家認同，我們與其諱疾忌醫，不如鼓勵國人公開討論，先讓大家了解，彼此在國家認同上是有差異的，然而，再嘗試看是否有尋求共識的可能。當然，政治人物一定會擔心執政黨是否會透過教育，來推動對自己有利的國家認同，因此，適度的開放教材的多元（不管是內部、還是外部多元），還是有助於社會的建設性對話的。就長期而言，如果國家認同的分歧是無法消彌的事實[3]，此時，我們希望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能夠相互切割（cross-cutting），也就是說，同樣族群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如此一來，政黨就比較難順勢推波助瀾、運用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相互強化作用，同時，國家定位的選項也相對地會獨立於前述三種認同。[4]

肆、歐盟模式的思考

大體而言，陳水扁總統的想法是試圖以歐盟的統合模式，來架構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並希望能至少能在任內與對岸簽訂某種和平條約。就實質政策選項而言，我們統必須審慎考量「歐盟模式」、或是「統合論」對於台灣主權是否有所幫助、或是傷害。誠然，雖然學者對於歐洲聯盟究竟是甚麼，有不同的見解，也就是國際組織、邦聯、還是聯邦，不過，歐盟在逐漸深化、以及廣化的發展中，前提是成員國為主權獨立國家，因此，中國是否會願意接受歐盟統合的架構，也就是先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再進一步協商彼此要做何種統合，令人高度懷疑。

即使中國願意採取歐盟模式，那麼，不管是支持者、還是利益關係國家（美、日），一定會想要知道，到底統合是台、中之間和解的過程、還是目標？表面上，歐盟的經驗可以向國民宣示，目前國家實質主權獨立的狀況應該可以獲得對方的確認，不過，究竟統合的最終目標為何，才是眾人最關心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最終的狀態是必須被政治中國吸納而交出主權，那麼，到底會有多少人願意為了一時的維持現狀而犧牲未來？換句話說，陳總統似乎是要以不設限的（open-ended）歐盟模式來引誘中國上談判桌，同時，又以歐盟會員國主權獨立的確立來說服國人，表示自己除了並未出賣台灣的主權，甚至於要中國承認台灣的獨立，這是別人做不到的。就民主政治而言，國家定位的選項當然是可以開放的，不過，如果國家領導者、或是政黨不能提供明確方向，只願充當過渡時期的架構提供者，在彼此實力不對稱的情況下，又沒有國際組織的保障，台灣的未來主權豈不是決定於他人的善意？

相對之下，中國打算與美國「共管」（co-manage）台灣海峽的說法，有點類似於北愛爾蘭的和解方案，也就是在美國、以及歐盟出面的情況下，英國與愛爾蘭同意讓北愛爾蘭公投內部的政治安排、權力分享、以及與英愛的關係。這裡，其實是牽涉到「主權共享」（shared sovereignty）的概念，也就是英國、以及愛爾蘭如何分享北愛爾蘭的主權；此時，我們必須問，難道是要答應將台灣的主權交由中國與美國來分享？也就是說，「共管」只是一種機制，真正的結果是將台灣的主權交給他人來「共享」。

短期內，政府應該在做決定之前，趕緊研究歐盟、以及北愛爾蘭在主權共享的經驗，切勿急就章來硬套在台灣的身上。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透徹的了解，只有浪漫的憧憬、或是錯誤的類比，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中期而言，政府應該強化有關國家主權取得／確立的方式，因為，光是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事實獨立，並不能有助於台灣進一步取得法理獨立。政府與原住民族之間的和解，或許可以有比較建設性的啟發。

長期而言，台灣若要擺脫搗蛋鬼（troublemaker）的形象，應該要擺脫冷戰的思維，改弦更張，思考如何以和平的角度來看台、中關係。當然，若是要有政策上出現新的典範，就必須在學術上有起碼的和平研究的根基，在論述上才不會讓外人覺得是及興之作、或是左支右絀。

伍、和平穩定架構

所謂的「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是陳水扁（2003）總統在2003年的元旦文告中正式提出的；一年後，在「中」外記者會上，總統對於這個概念提出完整的想法（陳水扁，2004）。在最新版的《國家安全報告》（國家安全會議，2006）裡頭，「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再度成為焦點。陳水扁總統本人（2004）、以及負責中國政策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4）對於建構中的「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已有詳細的說明，希望依據「一個原則、四大議題」來與中國進行正式談判，也就是確立和平原則、建立協商機制、對等互惠交往、建構政治關係、以及防止軍事衝突，以期待雙邊簽訂協議、達成彼此關係正常化。由此可見，在陳總統的國家安全的大戰略中，「和平穩定互動架構」是中國政策的基本軸線。

儘管如此，各方對於這樣的構思，仍有南轅北轍的詮釋。對於中國來說，這是民進黨政府為了因應2004年總統大選所提出的競選口號，是前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的舊酒新瓶，是「兩國的」架構、而非「兩岸的」和平架構，甚直於，就是「台獨架構」（彭維學，2004）。相對地，台灣本土派對於這樣的提法戒慎小心，認為在彼此的目標互不相容的情況下，即使雙邊恢復談判，也是徒勞無功（自由時報，2004）。

我們以為，就短期期而言，「和平互動架構」雖然是在大選前提出來的，然而，由於陳總統在選後的一再闡釋，也可說是因應中國的「和平崛起」、或是『反分裂國家法』的一種反制。長期而言，由於陳總統一向主張與中國簽訂和平協定，特別是由陳總統所提的以色列與埃及在1978年簽訂的『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 A Framework for Peace）來看[5]，「和平互動架構」也可以視為這種期待的具體表現。

我們如果由『大衛營協定』的內容來看，其實就是在美國克林頓總統時期，為親中國的所謂美國紅軍[6]所倡議的「中程協議」、或是「暫時協定」（modus vivendi），具體而言，就是雙邊在達成中程、或是長程的全盤性協議之前，暫時性的有限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7]。

在李登輝總統時期，由於被認為有逼迫台、中談判的嫌疑，並且有違雷根總統當年的『六大保證』，台灣官方嗤之以鼻。在民進黨執政以後，經過改頭換面，協定適用的期限拉長，又再度浮現，陸委會主委吳釗燮也一度表示樂觀其成（Wu, 2005）。連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今年訪問英國、美國之際所提的主張（Ma, 2006；王寓中，2006），也不脫類似的暫時協定框架，只不過，吳釗燮主委此時認為小布希政府不會接受（Chang, 2006）。

撇開「和平穩定架構」與「中程協議」、或是「暫時協定」在名稱上的不同不說，也不去探討美國、或是中國是否會接受，我們必須先探討究竟甚麼是「國家利益」、甚至於甚麼是「國家」。在國家認同分歧、國家定位沒有共識的情況下，如何與挑戰我國主權的敵國進行談判？又如何尋求友善國家的支持？

陸、和平研究與自決權

「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是一門跨領域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以及心理學等等的運用學科，期許以科學的方式來研究如何獲致和平。傳統對和平的詮釋，主要是沒有戰爭、或是暴力。站在目前的和平研究角度還看，都只能算是消極的、或是「負面的和平」，例如在冷戰時期，美、蘇之間透過恐怖平衡而沒有正面衝突，然而，那種長期相互嚇阻的緊張狀態，可以算是和平嗎？如果是在暴力威脅、或在支配關係之下，即使沒有流血、或是不敢抗爭，和平只不過是奴役的同義詞，那種和平又如何？在這樣的反省下，比較積極、或是「正面的和平」，不只要儘量避免「直接暴力」，也就是流血、戰爭，更要消除「結構性暴力」，以社會公義來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也就是在肯定生命的價值、生命的尊嚴的基本前提下，如何建構一個比較好的社會結構，包括人權的保障，尤其是民族自決權被視為最基本的人權。

如何來達成和平？具體而言，我們可以進一步歸納成三類作法（圖4）：較保守的目標是如何保持現狀，在衝突發生以後，如何避免近一步惡化，也就是「維持和平」（peace-keeping），或是如何「恢復和平」（peace-restoring）；這是要依賴他人來義助，譬如聯合國派軍。主動的作法是要「營造和平」（peace-making），積極降低彼此的敵意，想辦法建立和諧的關係，甚至於不惜改變現狀，全力「建構和平」（peace-building）。

這三種途徑恰好與國際關係的三大學派遙相呼應。首先，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和平的最佳保障就是透過軍力／實力來防止衝突的發生，也就是嚇阻；萬一衝突發生，現實主義者的對策是消極地派遣維持和平的部隊，起碼能立即終止戰爭、或是防止交戰的雙方擴大爭端，進一步期待能恢復衝突前的非戰狀態，甚至於不惜使用武力來強制執行和平，譬如「人道干預」、或是「預防性外交」。然而，如果從理想主義的觀點來看，不管是透過衝突的雙方、還是第三者，和平必須主動去營造而來，想辦法讓彼此以某種操作方式（modus operandi）來達成某種暫時協定。從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看，真的要長治久安，就必須積極去探究深層的衝突根源，並且嘗試著去重新建立彼此長期的關係。

在和平研究裡頭，自決權的實踐被認為是獲致和平的重要途徑之一。所謂的自決，是指人們想要掌握自己的前途、想要自由、不想被人宰制的期待；而自決權被視為最基本的人權。進一步而言，「民族自決權」（right to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是指每一個民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上的安排，因此，只要一群人認為自己是一個民族，相信彼此的集體福祉必須透過國家的享有來保障，也就是想要有自己的國家，就不應該被壓制。戰後，聯合國通過的『國際公民暨政治權規約』（1966）[8]、以及『國際經濟、社會、暨文化權規約』（1966）[9]在第1條、第1款開宗明義都指出：「所有的民族享有自決權」（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又在第2款賦予「所有民族可以自由處理其天然財富及資源」，並在第3款敦促簽約國「促成自決權的實現」；只不過，對於所謂的「民族／人們」，國際強權不願有明確的定義。

根據國際關係裡頭的理想主義，如果民族自決權能普遍獲得尊重，就不會有國內衝突、或是國際戰爭；事實上，從國際聯盟永久託管委員會（Permanent Mandate Commission）、到聯合國託管理事會（Trusteeship Council），昔日的殖民地的確是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取得獨立。不過，由過去兩百多年來的歷史來看，自決權雖然被視為普世的原則，它的實踐卻往往是高度選擇性的，甚至於是被強權用來瓦解對手的工具，譬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奧匈帝國、以及奧圖曼土耳其，同樣地，具有侵略性的國家也會利用解放居住在他國的同胞為由，搶行入侵鄰國的領土，譬如希特勒佔領捷克的蘇得台地、以及塞爾維亞人的八爪魚般擴張。

換句話說，目前國際體系既以國家為主要的運作單位，想要有自己國家的民族數目，卻遠超過當權政治菁英所願意接受的程度；除非我們能改變國際運作方式，譬如世界政府、區域邦聯、經濟共同體、或是民族國家，剩下來的不外適度增加國家的數目、或是盡量減少民族的數目，因此，民族自決權的實踐難免被視為衝突的根源。

不過，自從冷戰結束以來，儘管國際體系的經濟運作明顯地有全球化的趨勢，政治上卻日異分殊化，也就是說，民族自決的理想逐漸被國際社會尊重也就是說，適用自決的對象儼然已經不再被限制為殖民地的解放，蘇聯、以及南斯拉夫的解體為最好的例證。對於民族主義的勃興，傳統的看法是悲觀的，相信民族主義間的相互競爭註定會導致國內衝突、或是國際戰爭。究竟是因為民族自決的實踐注定要挑起紛爭，還是因為強權強力壓制自決權的實踐而引發民族衝突？我們當然反對希特勒式的民族主義幽靈重現，也就是藉口他國境內的同胞被壓迫來進行領土擴張，譬如說殘暴、貪婪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或是中國對於台灣的領土覬覦。如果我們心儀的是真正和平的境界，應該是要去支持民族自決權的普遍實踐，讓民族主義的理念與和平的企盼相互接軌，而非偽善地作選擇性適用。

自從現代民族國家出現以來，台灣人一直承受外人統治，沒有自己的國家，因此，「如何有自己的國家」一直是台灣人夢牽魂縈的目標。台灣人的民族意識發軔於日治時代的「留學生運動」。一次大戰結束後，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思想方興未艾，這些先行者接受理念感召，也受到愛爾蘭及韓國獨立成功的刺激，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要求台灣能與日本內地平等的自治。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曾經考慮未來將台灣暫歸盟國託管；日本在戰後放棄台灣，盟軍將台灣交給國民黨的中國，台灣人迄今尚未有行使自決權。

當然，有人反對台灣人有自決權，主要的理由是台灣並非殖民地，這種說法枉顧台灣至少曾經被日本殖民統治的事實。冷戰結束後，蘇聯、以及南斯拉夫提供不同的對照例子：如果蘇聯算是殖民帝國的話，南斯拉夫絕非殖民者，而是多民族（族群）的國家；然而，解體後的各國都能相繼加入聯合國。相對的，被俄羅斯佔領的車臣、以及中國統治的新疆卻不能獨立，可見，自決權還是受到制強權的選擇性詮釋所約制。終究，我們能否對於國際社會動之以情、要求行使天賦的自決權，還是端賴我們是否自認為與中國屬於不同的民族。

美國當年的『獨立宣言』（1776/7/4）[10]是這樣說的：

When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ents,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one people to dissolve the political bonds which have connected them with another, . . .

柒、學術界的角色

有關於學術界可以扮演的角色，可以從研究、以及參與兩個層面來看。首先，就研究而言，國內學者對於和平研究這個學術領域大致生疏；其實如果我們能了解相關的概念、理論、以及規範，才能追求真正的和平。譬如說，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想到和平，就是與非戰劃上等號，如此一來，和平被當作是失敗主義、或是懦弱的表現，當然就不會引起國人的共鳴。事實上，不管是視為途徑、還是當作目標，和平除了可以使用傳統的負面方式定義為「消除直接暴力」，也就是沒有戰爭流血，更可以使用正面的方式定義為「消除結構性暴力」，也就是沒有支配、剝奪、以及壓榨的關係。了解了和平的意義，才有可能進一步分析暴力的來源、以及獲致和平的途徑。

在台灣，「台灣人權、和平、發展教育聯盟[11]」在2001年底成立，每年舉辦「和平學研討會[12]」；另外，東吳大學透過在2004年成立的「人權學程」，每年舉辦相關學術研討會，對於和平研究有火車頭的角色。不過，儘管學者建議大學成立相關和平研究的科系、學程、還是研究中心，然而，還是停留在倡議的階段。相對之下，中國南京大學在英國學者的幫助之下，已經陸續成立相關機構、並出版專書，可以說領先我國[13]。

在短期之內，有關政府單位應該立即著手資源整合的工作，先把相關機構（中央研究院、大學、智庫）的學者結合起來，一方面以國科會的集體計畫進行串聯，一方面以學術研討會、以及學術刊物作交流的平台，以超越目前荒島式、即興式的研究。同時，教育部應該將和平研究作為留學考試的重點科目，積極鼓勵相關學科的學者到外國進修（包括北愛爾蘭、以色列、波斯尼亞、塞浦路斯、以及南非）、或是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譬如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的雙年會），並且邀請著名的學者前來講學，以便加速和平研究在國內的移植、以及發展。

就中期而言，我們應該儘快成立跨領域的和平研究中心、學程、課程、系所、學院、甚至於大學：對內而言，讓國內的百姓了解和平的真諦、以及途徑；對外而言，讓台灣成為國際和平研究的發聲中心之一。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才真正有辦法提出讓國人可以接受的和平穩定架構協定草案。當然，長期而言，除了國內的政治齟齬，我們希望能鑽研台灣與中國糾葛的根源、並提出化解彼此衝突的根本之道。

除了研究，學者也可以扮演面對面接觸的促進者（facilitator）。在過去，國內學者嘗試著以二軌的方式與中國交流，或許囿於中國所制約的框架，難有實質的突破。雖然就二階競局而言，究竟要先內後外、還是先外後內，並沒有一定的章法；不過，反躬自省，如果我們內部都無法和顏悅色對話，又如何奢求對外立場的共識？

如果政黨之間因為選舉的壓力，以致於一時尚難和解，而國人又不習慣以族群作為政治組合的單位，那麼，何妨由學者進行國內自己的二軌接觸，也就是說，在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之下，以專業人士的角色嘗試John Burton（1996）式的「問題解決工作坊」（problem solving workshop），在不受外部壓力（官方、媒體、輿論）的某個避境場所，探索內部衝突的根源何在，然後，才有可能釐出真正的化解之道。

捌、結語

不管如何，除非中國回頭採取關閉自守的戰略，否則，如果無法立即冒著與美國衝突的危險來併吞台灣，短期內，勢必還是要尋求如何與台灣定位。其實，中國應該老早已經尷尬地體會到，對於台灣的任何打壓，只會強化台灣百姓對於中國的嫌惡、並且加速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凝聚。

台灣人並未捲入當年國、共之間的鬥爭，而且在國民黨的教育下，「反共」並不一定等於「反中國」。台灣人的認同在與中國的三度接觸裏──戰前的半山、戰後的外省人、及當前台商與台胞──逐漸由中國人、在台灣的中國人、最後發展到台灣人，這是自我認同的選擇，並沒有要仇視中國的必然性。

我們以為，國人在政府積極規劃與中國對話之際，應該進行三大議題的思考：短期而言，我們與中國的經濟關係，究竟是會朝功能主義來發展，也就是降低彼此的緊張，還是會朝新重商主義所預測，恐怕會造成經濟倚賴，進而導致政治？我們的經濟體質是否有能力面對中國的政經劇變、或是操弄？除了西進、或是南向以外，是否有東擴（中南美）、超北（俄羅斯）、跳西（中亞）、或是繞南（印度）的空間？我們的社會／教育是否有心理準備？我們是否有配套的移民政策？起碼而言，我們的外籍新娘是否可以幫助培養南進的新生代？

中程而言，我們想像中的和平是何種境界？沒有爆發戰爭／維持軍事平衡、列強協力 (concert) 下的裁軍／廢武／中立？還是形成某種包含台、中在內的東亞／北太平洋安全共同體，有如歐洲聯盟、或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一般？要回答這些問題，政府必須提供必要的未來國際發展判斷，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全球性角力、以及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局勢。

長遠而言，我們究竟要與中國如何定位，特別是在中國政治民主化、以及／或是經濟富裕以後？我們是另外一個華人／漢人國家，還是一個像美澳紐加一般的多元語言／文化／族群／民族的國家？如果獲得中國的保證，台灣人是否想要另外成立一個國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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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社、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主辦「反戰與和平權論述學術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2008/3/8。

[1] 有關soft power，見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Soft_power）。副總統呂秀蓮則稱為「柔性國力」，也就是民主、和平、以及繁榮。

[2] 見〈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获英国考文垂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http://202.119.34.35/news/show. aspx?id=84&cid=12）。

[3] 也不一定如此。譬如說，國人的「王建民現象」是否有可能擴散，將運動與國家認同結合起來？

[4] 那麼，接下來的挑戰是，如何讓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相互切割？

[5] 見http://www.jimmycarterlibrary.org/documents/campdavid/accords.phtml。類似的協定有英國與愛爾蘭在1995年簽定的『新架構協定』（New Framework for Agreement，見http://www.irlgov.ie/iveagah/angloirish/ frameworkdocument/default.htm）、以色列與巴勒斯在1995年簽定的『以巴中程協議』（Israel-Palestinian Interim Agreement o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又稱為Oslo 2，見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 org/jsource/Peace/interimtoc.html）。

[6] 包括Harry Harding、David M. Lampton、Kenneth Lieberthal、以及Stanley Roth，特別是Lieberthal（2005）。參見Brown（2005）。

[7] 有關國際條約的一般性討論，見Myers（1957）。有關保留的觀點，見Boyle（2000）。

[8]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http://www.hrweb.org/legal/cpr.html)。

[9]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http://www1.umn.edu/humanrts/　instree/b2esc.htm)。

[10]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http://www.law.indiana.edu/uslawdocs/ declaration.html)。

[11] 見其網站http://peace.ls.fju.edu.tw/old/RPDEC.htm。

[12] 有關歷年舉辦的研討會，見http://www.peace.org.tw/edu/conference/2003/2003_activity.htm。

[13] 參見《南京大学学报》（2006/1/10）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