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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政治學博士網站研究著作研討會論文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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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後殖民的觀點看台灣獨立運動*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後殖民主義 [1] 」(post-colonialism [2] )可以用來描述一種狀態,也是一種批判的觀點、或途徑,也可以視為一種規範性的願景、或實踐。對於後殖民主義的最起碼了解,是指一塊殖民地在殖民統治(colonialism)結束以後,與離去的殖民者之間仍然有糾纏不清的關係,特別是在政治支配、經濟倚賴、以及文化霸權上的恩怨情仇,因此,即使被殖民者獲得形式上的獨立,卻並未達到實質上的獨立;這種國家又稱為「準國家」(quasi-state)。

後殖民主義的意義其實是對於上述被支配(oppressionsubaltern)窘境的不滿,尤其是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對於獨立的幻滅。對於他們來說,儘管殖民者的直接統治終止,不過,間接的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陰魂不散,儼然是新的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此外,殘留的政治、經濟制度仍然揮之不去,只不過是由所謂的本土(native)菁英取代殖民者,支配的關係仍然屹立不搖,只不過是透過本土化(naturalization)而取得正當性;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文化性暴力(cultural violence)的肆虐,任憑殖民者的價值觀旁若無人地宰制我們的思想、毫無忌憚地操縱我們的靈魂。

後殖民主義的真諦更在於經過反思後的一種實踐,試圖透過自我的了解、以及歷史的改寫,以便掙脫上述無形的頭箍、鼻環、肩軛。這時,民族主義者的任務不只在追求有形的政治獨立、以及經濟自主,更希冀能克服心理上的集體自卑感、掙脫殖民時代留下來的文化束縛,進行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重新建構/呈現(representation)。

 在甲午戰爭、以及馬關條約之後,雖然有遙奉正朔的「台灣民主國」曇花一現,卻只能算是傳統抗爭(primary resistance)的權宜表現;具有現代意義的台灣獨立運動,也就是帶有台灣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建國運動,應該是始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當時,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差別待遇之下,台灣人知識份子受到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理念的啟蒙,開始產生想要建立「台灣人的台灣」的思想,也就是把過去漢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精神,正面提升為醉心追求建立自己的國家。戰後,一方面,由於盟軍私相收授、將台灣交給國民黨中國,另一方面,由於台灣人囿於本質式(essential)的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大多數的台灣人並未抗拒中國政府的接收、也沒有要求透過公投(plebiscite)的方式來實踐民族自決權 [3]

一直要到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才猛然一驚,民間「狗去豬來」的口訣,反映的是「原來同胞竟然比異族更可惡」的覺醒,老百姓才開始有「台灣人應該有自己的國家」的覺悟。不過,在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之下,島內的台灣人菁英面對被收編、或是下獄的困境,只能選擇自我噤聲、或是流放海外。經過「台灣青年同盟」(1946)、「台灣獨立聯盟」(1947)、「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47)、「台灣民眾聯盟」(1948)、「台灣再解放聯盟」(1948)、「台灣民主獨立黨」(1950)、以「及台灣蓬萊島民族自決青年同盟」(1951)等組織的摸索,亡走日本的廖文毅終於在19551956年成立「台灣臨時國民會議」、以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正式揭竿與國民黨政府對抗。分別於19561960年在美國、以及日本組成的「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ree Formosans’ Formosa)、以及「台灣青年社」,表現的是台灣人留學生對於台獨運動的無畏獻身。彭明敏教授在1964年戲劇化兔脫,除了曝露出國民黨流亡政權的高壓羈靡手段失靈,更促成島內海外台獨先行者的匯流。世界性的台獨組織「台灣獨立聯盟」(WUFI)在1970年成立 [4] ,代表著由留學生轉為離散者(diasporas)的整合。

在島內,儘管反抗國民黨的意識不絕如縷,卻只能靠著少數的「黨外人士」突圍;他們憑藉著代議士的身分,以追求民主為由來從事精神的抵抗。一直要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1971年提出『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主張「人民自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5] 」,而海外的「台灣人民自決運動 [6] 」也遙相呼應,台獨思想才公開在本土委婉地播散。

結合黨外、社運、以及台獨三股理念的民主進步黨在1986年出現,雖然號稱是「台灣人的政黨」,不過,對於被污名化的台獨思想仍然戒慎小心。譬如說,民進黨在1988年通過的『四一七主權獨立決議文』,主張在四個假設前提之下,民進黨才要被動地支持台灣獨立。又如1991年通過的所謂『台獨黨綱』,除了主張台灣 [事實 ] 主權獨立「既是歷史事實又是現實狀態」以外,也不過主張在建立 [法理] 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之際,「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因此,頂多只能算是『公投台獨黨綱』。再看民進黨沾沾自喜的『台灣前途決議文』(1999),除了重申台灣獨立的現狀、以及住民公投以外,並未正面揭櫫台灣獨立建國的願景。當陳水扁在就職演說提出『四不一沒有』,提出「不會宣布獨立」的保證,其實就是將台灣的未來決定在中國動武的條件式。

當民進黨領導者聲嘶力竭表示,「台灣已經獨立了,就只剩下正名而已!」就是硬要將台灣獨立運動矮化為「正名運動」,自然會對於台獨支持者的堅持大惑不解。同樣地,對於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說,「台灣人已經當家作主了,你們還要什麼?」顯現的只是對於改朝換代、取而代之的企盼而已,也就是表達台灣人對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嫌惡、或是對於外省人少數支配的不滿,至於台灣是否要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大部分人並沒有多大的想像、更不用說刻骨銘心的情愫。

對於一般所謂的「墾殖社會」(settlers’ society)而言,譬如美國、澳洲、紐西蘭、或是加拿大,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除了說要想辦法擺脫祖國(fatherland)羈絆以外,最大的挑戰是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s)如何掙脫墾殖者(settlers)在政治權力、經濟資源、社會地位、以及文化認同上的支配(Hartz, 1971);對於沒有原住民族的墾殖社會來說,譬如北愛爾蘭、以色列、或是南非 [7] ,墾殖者在正當性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本地人(natives)。這些社會的共同點除了說是墾殖者不想、或是無力回到父祖之國以外,還要把原鄉的社會制度加以移植,更要想辦法以國家族群化(ethnicized state)的方式來進行宰制,因此,後殖民主義的目標就是如何消除內部殖民 [8] internal colonialism)。

 
 


台灣的社會結構複雜,可以說是前述兩種墾殖社會的結合(圖1),也就是說,除了有墾殖者(客家人、鶴佬人)與原住民的恩怨情仇以外,還要加上後來的新移民 [9] (外省人)如何生根的課題;更重要的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堅稱台灣是其神聖不可分的領土,千方百計要將台灣納入其版圖,儼然成為台灣人仍然要面對的帝國主義者(imperialist)。從想要克服支配性關係的後殖民主義觀點來看,台灣獨立運動就是一項雙面的反殖民任務,一方面要抗拒外來強權的覬覦,另一方面,也要同時進行內部族群關係的調和,也就是原住民、墾殖者、以及新移民之間的三角互動。

前述兩項工程又與如何擺脫國民黨所帶來的中華民國體制息息相關,一方面來看,由於中國內戰的陰影,造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家主權上的相互競爭,讓國際社會很難接受移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另一方面,又由於外省族群對於中華民國具有深厚的感情,不免讓制度改革的構思輕易地牽扯到國家定位的聯想,因此,執政者對於借殼上市的中華民國產生戀物般的迷惘。

我們先前探討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曾經歸納出三大課題,也就是尋求國家定位的共識、政治制度的建構、以及國家認同的凝聚(施正鋒,2004a);另外,我們檢討台灣民族運動的推動(施正鋒,2003),也找出「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三大任務。我們以為,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主化、以及台灣民族運動無法切割,面對相同三合一工程,也就是如何在夾縫中完成國家肇建、如何在迷惘中進行國家打造、以及如何在徬徨中從事民族塑造。

 

貳、夾縫中的國家肇建──中國的威脅利誘

就國家主權四個要項而言,也就是人民自決、領土固著、政府統治、以及國際承認(Biersteker & Weber, 1996: 3),就前面三個面向來看,台灣絕對是有資格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尤其是在民主化以來,政府除了原有的有效統治(control)以外,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也漸次確立,最大的缺憾是主權尚未獲得確認。民進黨政府以及不少學者認為,不管是從國會全面改選、或是總統直選來看,台灣在1990年代就已經透過人民自決權的實踐而取得法理獨立;有些人甚至於主張,自從中華民國在1949年移植台灣、達到領土固著以來,台灣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問題是,國家的肇建並不是片面地透過口頭宣布台灣共和國成立、或是更改國號/國旗/國歌即可獲致,還必須取得國際社會的承認(recognition),一個政治實體才能脫胎換骨為主權國家、才能完全參與國際事務(Thomson, 1995: 218)。儘管目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目前具有相當的事實(de facto)主權,在法理(de jure)主權的層面並不完整,換句話說,當前的台灣雖然具備(qualified as)成為國家的一些必要條件,也就是人民、領土、以及政府,卻還不是一個完整而正常的國家。

一般而言,國家主權的取得、以及維護有兩種途徑(Strang, 1996),其一是在國際權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的夾縫中取的主權的妥協,譬如冷戰中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透過美國的卵翼而苟延殘喘,甚至於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效統治中國大陸的事實;不過,當美國與中國取得和解以後,國際現實不再支持這樣的迷思,中華民國的軀殼挑戰到中國/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立場,台灣的外交日益面對封殺的困境。另一種途徑則是積極發展國力來捍衛自己的主權,譬如民治維新的日本。然而在冷戰結束以後,即使台灣的政經發展令人刮目相看,卻因為中國的掣肘,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空間越來越狹隘,只能透過美國的『台灣關係法』(1979)來自保。問題是,當2,300萬人的國家定位缺乏共識之際,也就是主張統一/整合、自治/結合、或是獨立/分離的立場分歧,朝野政黨對於中國束手無策、卻又競相求和,明顯看出中國的羈絆。

 

(一)中國崛起的挑戰

隨著蘇聯解體、以及冷戰結束,中國儼然成為左右國際體系結構的最大變數;具體而言,美國是否能維持其在國際社會中的支配性,最大的挑戰是來自崛起中的中國 [10] 。除非中國終於取代美國的霸權、或是中國挫敗而自取其辱,短期之內,美中之間所呈現的任何表面上的交好,仍然隱藏不了彼此勢不兩立的本質。如果我們說美國的戰略防禦重心已經由歐洲轉到亞洲的話,在東協維持表面上的中立、以及美澳之間穩固的安全結盟,鬆散的東亞/東北亞成為中國突破美國太平洋防線的最佳選擇;當中國海軍開始侵入日本領海進行試探之際,躍躍欲試的藍海政策的企圖心一覽無遺。

由於日本與中國的歷史恩怨尚未真正和解,『美日安保條約』確立日本成為美國在這個區域最值得信賴的前進基地。在朝鮮半島,儘管南韓政府必須對中國虛與尾蛇,不過,美軍駐守仍然是防止北韓躁進的最佳保障。相對之下,由於台灣內部對於國家定位一直有嚴重分歧,也就是無法就與中國的政治分離、或是結合取得起碼的共識,自然讓中國有極大的切入空間。

對於中國來說,台灣除了有其一向高舉大一統(irredentism)的象徵意義以外,更是試煉美國是否有決心捍衛太平洋島鏈的短兵相接之處。我們與其說是美國在逼台灣與中國和談,到不如說是在台灣朝野競相高舉與中國和解的大旗之下,美國不得不順口祝福,因此,此回主動發牌的應該是中國。換句話說,美國或許暫且希望台、中之間「和平/和解 [11] 」,卻未必兩者真的追求「合併」。

自從進行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對於台灣的「一國兩制」政策並沒有重大改變,也就是在堅持政治統一的最終目標下,可以階段性地嘗試多面向的統合,包括經濟、以及文化上的交流,試圖透過經濟倚賴、以及文化歸屬,由低政治議題擴散(spill-over)到高政治場域,形塑和解的紛圍。問題是,中國所採取的是軟硬兼施的戰術,除了交叉運用文攻武嚇的手段,更進一步仿效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在今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希望進一步在國際上製造「台灣臣服中國」的法理基礎,以破解台灣目前起碼的實質獨立。在這個節骨眼,在野的國民黨主席連戰、以及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競相訪問中國,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正好抵銷國際輿論對於中國的撻伐。

對於中國來說,連戰自我定調中國之行是「國共和解 [12] 」,正好可以將中國對於台灣主權的覬覦順手矮化為內戰結束,因此,中國如果想要出兵輕取台灣,國際社會將沒有置喙的餘地。儘管國民黨認為只要接受所謂的「九二共識」就可以高枕無憂,也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問題是中國一向堅持「一中原則」,並不接受國民黨掩耳盜鈴式的「各自表述」。試想,當全世界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之際,除非中國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那麼,「中華民國就是中國」的說法就只能欺哄台灣內部的老百姓。

相較之下,作為陳水扁總統投石問路的宋楚瑜,他除了反對「台灣獨立」、以及反對「一中一台」,連「兩個中國」也自我否定;他的所謂「兩岸一中」,就是由「中華民國」退卻到「中華民族」,看來是不惜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也就是企圖以「文化中國」來綏靖對方的「一個中國」。果真如此,宋楚瑜的想法就與蘇起當年所提的「一個 [中華] 民族、兩個國家」相去不遠;其實,這樣的安排其實就是「階段性兩個中個」。如果中國願意接受「各自表述」的話,是否會採用非政治的方式來詮釋「一個中國」?也就是說,中國是否自信到足以接受台灣與中國都是「華人國家」的想像?相對地,台灣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 [13] 」(national identity)如果作這樣的定義,除了必須取得內部原住民想樣的諒解,也就是把屬於「南島民族」(Austronesian)的台灣原住民族硬生生地吸納在中華民族之下,還必須考慮,「民族」(nation)在國際上的政治意義,也就是希望終究生活在同一個國家,那就是「德國模式」了。不管中國是否接受這樣的公式,我們必須要問自己,台灣人願意為了短暫的喘息,將子孫的安危交給一個不可知的統一中國?

陳水扁總統先前在前往南太平洋訪問途中表示,已經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兩度會面,並且託其向中國領導者胡錦濤傳話,希望對岸能尊重中華民國的主權現狀。作為所謂的「台灣之子」,色厲內荏的阿扁一洩千里,顯現出台灣本土立場的崩盤,也是前總統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路線的全面挫敗。受制於朝小也大的困境,阿扁在第一任總統任內可以說是一籌莫展;由於個性上的高度務實,民進黨政府的中國政策淪為父子騎驢;復加上好出驚人之語的風格,支持者一直對於他的堅持半信半疑。對於樂於選舉不疲的陳水扁來說,中國是一個方便的稻草人,宛如有助於選票的吸星大法,甚於可以高空行走鋼索、企圖操弄對岸的世代交替。在這樣的脈絡下,如果阿扁的外交政策只有內部的選票考量,就不會有一貫的政策願景;如果說李登輝的戰術是曲線哲學,陳水扁的戰略則是看似變化球的一再暴投。此回,國民黨江丙坤、連戰相繼越俎代庖訪中,擺明了就是要給執政黨難堪,當然是逾越在野黨不可僭越外交主導權的分寸。然而,民進黨政府的回應搖擺不定,先是嚴厲譴責江丙坤的十點共識,卻又對於連戰的五點共識莫可奈何,只能自我安慰連胡的新聞公報並未涉及公權力,正好印證在野黨先前的揶揄,阿扁的不滿只是反映出對於國民黨搶頭香的惱羞成怒。

在黨內派系傾軋的政治現實下,阿扁總統三年內有所作為的空間似乎有限,轉口內銷的盤算看來合理,而諾貝爾和平獎的誘惑,正合乎他自來要與中國簽訂和平協定的浪漫情懷不謀而合,因此,在美國殷勤關切對話的契機下,正好可以順手推舟,讓山姆叔叔來承擔一切的歷史責任。此番,陳水扁為了告訴對方誰才是台灣的老大,他不只是確認宋楚瑜的特使身分,更是將自己的前途綁在中華民國的現狀,也就是放棄任何走向「一台一中」的可能。如此一來,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國家定位底線就是「兩個中國」;問題是,究竟中國會願意放棄「一個中國」的框架,令人高度懷疑。

台灣老百姓對於中國長年的神經作戰,大致已經培養出一套「人肉鹹鹹」的生存哲學,不管誰來統治,一枝草一滴露,只要土地存在的一天,就有生生不息的希望。因此,儘管政客如何信誓旦旦,還是會以心中平實的一把尺來衡量美麗的說詞;換句話說,選民其實是相當理性的,今天可以如醉如痴地爭相打金牌相贈,明天也會因為唾棄而棄之如敝屣。民心當然是希望台海和平穩定,只不過,由接觸、對話、到談判,所謂「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的建構,到底是紙醉金迷的自我催眠、還是權宜的戰術性轉進,政府必須心有定見。

台灣人原本就與中國人沒有血海深仇,只不過是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下,被迫要概括承受國共鬥爭的包袱。如果國共之間決心要進行歷史和解,台灣人也沒有必要堅持繼續兵戎相見。當然,國共原本就是兄弟鬩牆,對於一個中國有高度的共識,只不過,弱勢要把台灣的前途寄望中國的民主,不免是將自己的自主性雙手奉送他人。今天,崛起中的中國或許會富裕、民主;然而,中國也有可能再度走回極權專制。有一天,當中國再度戰敗,是否會再一次把位居邊陲的台灣割讓給他國?

 

(二)中國市場的誘惑

對於一般國家而言,經貿政策的重點在於如何在效率與分配之間取得平衡(Hiscox, 2002);然而,對於面臨潛在外來挑戰的國家來說,政府就必須把對外投資貿易的決策,放在安全保障的戰略框架中來思考,魚與熊掌勢必無法兼得,更不用說貿易帶來的所得分配的任務(Gowa, 1994)。自來,在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經濟架構下,比較利益成為無限上綱的指導原則,自由貿易幾乎是不容挑戰的政治正確,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以後。如果從歐盟發展的例子來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似乎能緩和政治上的衝突;相對地,從兩次大戰的經驗來看,經濟依賴反而是國家之間衝突的前奏曲,特別是在雙方實力不對稱之際。

短期而言,貿易的確可以帶來財富、而且多少會給社會整體產生水漲船高的效應,特別是當國內經濟衰退、又沒有外部威脅之際。不過,由於貿易關係可以順手被當作軟性的武器,尤其是在強敵虎視眈眈之際,理性的領導者一定會考量,究竟貿易與安全何者為重,以及隨著貿易而來的沉重國家安全成本、要由誰來承擔的問題。長期來看,中國因為貿易而間接帶動的經濟成長,可以輕易地轉換為其他面向的國力,尤其是軍事武力的累積。從張榮發、許文龍、王永慶、到施振榮,他們不像中小企業台商,多少是因為產業外移而被迫跟進,而是在自由意志之下,要搶食中國的市場,因此,這些人即使不是加害者,至少也是為虎作倀的幫兇,卻絕對不是楚楚可憐的受害者。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除了以血緣文化來動之以情以外,向來就毫不掩飾其對台灣所採取的三叉策略,也就是齊頭並進的軍事威脅、外交封鎖、以及經濟利誘。大財團並非不知中國「以民逼官、以通促統、以商圍政」的策略,卻硬是要相信中國真的會信守政經分離的說法,這才是真正的自欺欺人;更駭人的是,他們不只是以降低交易成本為由、要求開放直航,還要以相關企業所聘僱的人力,裹脅政府在國家定位上的讓步,這已經逾越利益團體的本分。問題是,在內外夾攻之下,到底國家要扮演何種角色?對於外來壓力逆來順受,作多少、算多少?作為中性的競技場,反映國內政經力量的競合,忠實地將其偏好表現在政策上面?還是作為具有自主性、有理想、有所為的主導者?

雖然面對國際困境侷限與國內反對勢力抵制,政府不應自甘當作舊有政經結構的人質,而是要動員多元的社會階層,積極地做好決策者。在經貿方面,政府不應再放牛吃草,而是應該先從事戰略物資、科技、人員的嚴格管制,加強防範經濟戰爭的逼近,並且加速主導經貿方向的調整。至少,讓「新台灣之子」學其母語,將有助於台商南進;加強西班牙話,可以強化與中美洲的交往,為跳往北美自由貿易區來鋪路。

 

(三)『日美安保條約』的防衛

美國與日本在年初宣布台灣海峽是兩國的「共同戰略目標」,這將是繼1997年『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出爐、隱約使用「日本週邊有事」來涵蓋台海安危以來,首度公開將台灣的安全加以國際化。其實,美日兩國對於中國近年作為超強所進行的藍海政策,一直苦無對策。特別是在2004年底,中國核子動力潛艇侵入日本領海一事曝光,讓美國驚覺到中國擴張海權的企圖心,已經在試探美國防衛太平洋島鏈的決心,一時加速原本已經在進行的防衛指針調整,而「台海有事」的想定,可以說是在日本的要求之下,華府正式要將台灣納入美國在東亞建構的防衛體系。

作為台灣的前殖民者而言,戰後的日本對於台灣一直是採取視若無睹的姿態,並未有任何歷史和解的嘗試。相對之下,台灣人由於對於國民黨政權的嫌惡,多少對於戰前的半個世紀作浪漫式的選擇性記憶,甚至於是帶有一些不健康的單相思,又彷彿為失去了被養父肯定的機會而惋惜。

自從195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馬首是瞻的美日韓軍事共同體,即使不說穿,當然是以中國為最大的假想敵。近年來,儘管美國為了壓制小流氓一般的北韓,不得不與生毛帶角的中國虛與尾蛇。同樣地,日本急欲擺脫對於中國的戰爭包袱,對於中國的頤指氣使,也只能忍氣吞聲。不過,由於中國在1995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中肆無忌憚,讓美國與日本猛然一醒,不能坐視中國突破兩國攜手捍衛的西太平洋防線,因而有次年的防衛新指針;這樣的軍事同盟安排,即便不是刻意要圍堵中國,至少也要維持起碼的東北亞軍事均勢。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儘管台灣不再被視為不沉的航空母艦,卻能夠在透過『台灣關係法』的防衛承諾,重新取得與日本的準軍事同盟定位。因此,作為美國第七艦隊右翼的日本海軍自衛隊,退役將領不再避諱中國而絡繹於途訪台,顯現出台日之間的關係,已經超越單純的軍事交流程度。當陳水扁總統爆料台灣提供中國潛艇情資給日本,證實美日台三國的軍事串連已不用加以掩飾。

相較於民主黨的柯林頓採取交往中國、疏遠日本的策略,共和黨的小布希則對於中國戒慎小心、回頭顧盼日本。疲於奔命的美國國務院,當然不願意台灣在這個節骨眼成為另一個焦點;相對之下,五角大廈必須為美國的國家安全未雨綢繆,太平洋司令自然舉足輕重。新上任的國務卿萊斯先前與國防部長倫斯斐共同會晤日本外務省、以及防衛廳官員,再度證明美國知日派凌駕親中派的傾向。儘管台灣的軍事價值因此水漲船高,然而,距離美日要為台灣的主權而與中國對峙不可同日而語。

即使美國與日本同意派遣人道干預部隊捍衛台灣,如果台灣人不願意為自己的生活方式來堅持防衛性的國防,任人宰割的南越殷鑒不遠。當台灣的領導者請鬼提藥單,對於美國親共紅軍策士所提的所謂「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或是modus vivendi)情有獨鍾,難怪有人會擔憂,如果台灣真的要與中國統一,美國要如何才好(Tucker, 2002)?對於小國來說,面對強鄰的敵視,中立幾乎是不可能的選項,尋求友邦軍事奧援、結合成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可以說是唯一的理性選項。

 

參、迷惘中的國家打造──中華民國的桎梏

如果我們將「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的過程解析為「自由化」(liberalization)、「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以及「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三個階段的話,那麼,台灣政治的自由化於蔣經國在1987年宣佈解除戒嚴,結束長達四十年的半軍事統治;李登輝於1988年在無預警的情況下接任總統,並在1990年被國民大會推舉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開始加速民主轉型的進行,更在1996年成為台灣首度民選的總統;民進黨的陳水扁在2000年和平轉移、並在2004年險勝連任,面對的是民主鞏固的課題。

 
 


我們根據Lustick1993)的架構,可以將獨立建國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以及兩個關卡,也就是抗爭奪權的第一階段開始,必須通過政權的關卡(regime threshold),才能進入建立正當性的第二階段;再來,必須通過意識形態關卡(ideology threshold),才能達到主導意識形態的第三階段(圖2)。運用這個模型來理解台灣的獨建國運動,我們可以說,從日治時代、黨外時代、到民進黨出現,台灣人菁英的抗爭就是要挑戰外來政權的正當性,以達到去殖民化的目的;李登輝政府可以說是一個「打著藍旗反藍旗」的「側生脫出」(lateral seceding)政權,也就是說,在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之下,一方面透過民主化來建立本土政權的正當性,又同時達到裂解國民黨的目的;而陳水扁政府的任務,應該是要打破舊有體制的束縛,進行大是大非的意識形態定位。如果說李登輝進行的是一場不著痕跡奪權的戰爭(war of movement),也就是第二階段,而陳水扁接著要做的是定位的戰爭(war of position),也就是第三階段。

如果說中華民國體制是一個殖民政權的話,獨立運動者原本可以採取體制外的革命手段、也可以暫時採取戰術性轉進、進入體制反體制,等待時機成熟,再適時航向大海。不過,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民進黨政府,卻是一方面爭先恐後進入體制,另一方面又藉口心有餘力不足,斥責長年的支持者為自欺欺人,這種過度關心政權維繫、政黨生存的政治權宜,十足反映出對於中華民國體制的依戀。我們看到李登輝的策略是採取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以切香腸的方式(decomposition)來分割議題,分化保守勢力而加以重組(realignment),再加上以修憲的途徑來進行權力轉移,終於有本土政權的出現。相對之下,患得患失的陳水扁在上台以後,關心的是媒體曝光、選舉至上、以及國會算術,對於如何打破意識形態的霸權、提供新的思維、以及建構新的國家共識等歷史重責,並沒有看出有多大的努力,當他再三強調的「我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選出來的總統」,彷彿是中華民國體制的囚犯。

 

(一)台灣的中華民國化

在去年(2004)年底立委選舉之後,朝野之間的和解,原本合乎社會大眾的期待。然而,由於扁宋會所簽定的十點共識,與陳水扁總統選舉前對綠營選民的承諾有相當的差距,選民不僅對於阿扁個人的誠信有強烈的質疑,也對民進黨政府統治的正當性造成震撼性的挑戰。究竟是劇本寫得不好、主角演得太過火、還是根本就是放錯電影了?

長期以來,陳水扁面對藍營的最高戰略,就是一方面要避免連宋合流,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落敗者被邊陲化;因此,當萬流歸宗擁連之際,除非民進黨有辦法採取等距的浪漫三角關係,否則,透過公開會面來拉抬宋楚瑜的聲勢,大致符合阿扁在戰略三角中的次佳選擇。此外,如果純粹就國會朝小野大的現實來看,民進黨要想取得立法上的最小獲勝聯盟,與親民黨作議題式的合作,應該是短期內合乎理性的政治運作。不過,由於橘營擔心被國民黨指控為權位分贓,自然要把合作的價碼提高為國家定位的共識。問題是,律師出身的阿扁把和解當作協商談判來看待,因此,好像甚麼都可以讓步似的,包括國家定位的棄甲曳兵,難怪死忠的支持者自然會群起譁然;更嚴重的是,務實的陳水扁將正名、制憲等訴求揶揄為「自欺欺人」,那就根本已經超越違背競選諾言的層次。

其實,所謂「中華民國是最大的公約數」,除了說是場面話以外,正代表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以來的國家定位基調,也就是「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目前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然而,民進黨諸公可以說自己是透過中華民國體制上台的,卻沒有必要怠惰地棄守國家認同論述的競爭、懦弱地拒絕抗拒被對手馴化、悲觀地全盤擁抱一向被支持者視為外來政權所施加的國家機器。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中華民國已經被台灣化、還是民進黨已經被中華民國化了?

就政治哲學來說,所謂的「外來」(alien)是指未經過自己選擇而被強迫接受、因而感到疏離者,未必帶有反國民黨、或是反外省人的絃外之音。因此,如果民進黨還自認為改革者的話,就有義務透過公共思辯、對話,來取得大家對於國家體制、國家定位的共識,否則,即使是透過選舉所獲得的政治權力,也不過是陷在取而代之的族群支配邏輯。長扁兩人雖然有放棄掙脫思想禁錮的權利,執意要把自己凍結在權力算術的歡愉,卻不能剝奪老百姓追求自我實踐的機會。

真正的和解,是要建立在相互的傾聽,而非片面地否定自己;如果沒有真相,就沒有原諒、以及公義,更不用說和解。二二八事件只能算是族群撕裂的導火線而已,如果社會大眾不願意承認同胞的創傷、悲憤,拒絕接受過去,怎麼有可能處理現在的齟齬,更不用說共享未來。而所謂的真相,不是隨便找個元兇交差了事,而是對於支配性關係的反省。同樣地,民進黨倉促而廉價的大和解,連創黨精神都可以棄之如敝屣,又如何能取信於外省族群?

 

(二)誠信與偽善交錯中的憲改

近日以政黨比例代表方式產生的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是要複決去年立法院匆匆通過的修憲案。然而,根據選前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竟有過半的選民不知道有這一回事;更令人擔憂的是,既然此回國代選舉改採選黨不選人,卻有高達八成的受訪者並不清楚政黨的憲改立場,那麼,究竟要老百姓如何投下神聖的一票?照說,憲改除了有化解當前憲政體制窒礙難行困境的必要性以外,更重要的是,要透過人民參與的過程,想辦法凝聚國民意識,讓原本是鬆散的一群人,願意結晶成為相信此此是福禍與共的共同體。可惜,在朝野兩大黨急欲以國會改造之名、來達到聯合壟斷政黨政治之時,支持者並不被允許有想像的空間,難怪投票率只有23.36%,表達對於現有政黨的強烈不滿。

其實,民間團體本應該有振聾發瞶的社會責任,大部分的人卻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以直覺反應來應付了事。首先,對於一些強調將憲改當作運動的團體來說,憲法的內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人民了解制憲、以及正名的重要性,因此,憲政體制的內容就不用過於重視;問題是,如果沒有好的產品,一流的行銷也不過是騙人的技倆。更何況,所謂的運動(movement)並非等同於大規模的街頭造勢動員(campaign),而是要大家真正能體會憲改的癥結、以及迫切性,否則,除了政黨對於護盤的工具性考量以外,百姓怎麼會對於憲法有刻骨銘心的情感?去年,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以「誠信」要求各黨實踐上屆立委選舉的「國會減半」諾言,也讓社運界找到思考怠惰的藉口。原本,國會席次越少、對於大黨越是有利,民進黨與國民黨自見獵心喜,自是從善如流;台聯黨與親民黨選前不敢背著反改革的惡名,立委選後才來發聲,卻又被懷疑只是著眼於自己的生存,似乎又缺乏激起討論風潮的正當性。

如果要以憲改來帶動國會改造,至少要兼顧立法效率、以及國會的代表性兩大目標(施正鋒,2004c)。儘管社會普遍認為國會是國家亂源之一,不過,除了媒體所呈現的印象式評價,病痾何在,尚未有較持平而全盤性的論斷。因此,一旦國會的席次減半,很難保證不會劣幣除良幣的情況出現,而立委的問政品質、或是出席率,也沒有自動會提高的道理。至於委員會的運作會,恐怕會人數不足運用而左支右絀、更不用說專業化的培養。更弔詭的是,雖然我們不滿意立法院的表現,卻又無形中賦予加倍個別委員的權力,邏輯何在?

同樣令人質疑的是,在未經充分討論的情形下,政黨要求以包裹表決的方式來通過憲改提案,那麼,在複決權被實質剝奪的情形下,國大只不過是立法院的圖章罷了。既然存心立意閹割選民,乾脆就逕自進行政黨協商算了,頂多挑燈月戰一個晚上就可以完工,又何必勞民傷財來集合開議一個月?令人納悶的是,既然陳水扁總統答應在明年作全盤的憲改工程,那麼,除了廢國大以鞏固立法院、以及剝奪選民創制權的公投以外,究竟此回修憲的意義何在?最令人擔憂的是,當社運人士被納入政黨代表之際,民間的自主聲音又安在?

這一次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民進黨與國民黨勢如破竹,除了有程序上的優勢,多少要歸功核四公投「誠信立國」的道德壓力。相對地,儘管台聯黨與親民黨對於修憲結果將會封殺小黨生存空間的擔憂,比起兩大黨挾著國會減半、以及單一選區 [14] 的結構性優勢而好整以暇,絕對不會來得更為自私,卻因為被懷疑背信而啞巴吃黃蓮。

陳水扁總統先前送了「真誠」兩字給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以表達自己對於扁宋會的真心誠意相待;原本,親民黨立委主張將這幅墨寶轉送給中國領導者胡錦濤,誰知,阿扁自己沒多久就譏諷制憲正名的主張是自欺欺人,彷彿是承認自己是真小人、而非偽君子。所謂的偽君子,是指說一套、作一套、卻又必須道貌岸然地佯裝為真正的改革者。對於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者來說,這種出賣對方信任感的做法,是必須加以撻伐的;相對地,現實主義者會犬儒式地提出「政治不過是高明騙術」的無奈,只能強化老百姓對於政治的嫌惡。

其實,在爾虞我詐的政治競爭中,政治哲學家認為撒點小謊是可以接受的(Grant, 1997)。首先,如果面對強勢的敵人,對方如果沒有妥協讓步的空間,我們自然沒有必要宋襄公,把自己的底牌都掀開來了,因此,虛與尾蛇是必要的。此外,除了防衛性的欺敵戰術考量以外,任何不傷大雅的外交辭令,只不過用來掩飾不想讓對方難堪的客套話,原本就沒有履行承諾的意圖,大家也不必太當真。至於政治上的合縱連橫,本質就是一種討價還價的遊戲,老謀深算的政客自然會錙銖必較,西方人說,被騙一次是對方的錯、被騙兩次就是自己太笨了。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先前表示已經連續被陳水扁騙了三次,在扁宋會後憤而辭去國策顧問一職,此回選舉,卻又再度公開對阿扁背書,相信此回修憲就是制憲,這種帶著高度日本式腹語的溝通方式,恐非凡人所能了解。

真正在道德上必須加以深思的情況,是在面對非親非故的選民之際,如果無法在短期內曉以大義,權宜之計是想辦法讓對方能信任自己是有理想、有原則的人,譬如道德情操、宗教信仰、或是族群認同。問題是,究竟是選民無力、或沒有意願作政治判斷,還是政治人物不希望支持者有太多的自主思想?我們如果從「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觀點來看,也就是透過百姓的對話來達成共識,應該要怪菁英吃定百姓的牧民心態,不肯給人民有成長的機會結構。

對於一般人來說,究竟政治人物是為了國家利益、還是個人功名,在扮演馬基維里式的狐狸,民眾無從得知。所謂「可以做、不可以說」的無奈,畢竟不是民主政治的常態。可惜的是,面對言行不一、道德破產的諸多政黨,林義雄的誠信卻是充滿高度選擇性,也就是堅持大多數學者在專業上認為不可行的「國會減半」口號,而擇善固執的惡果卻必須由全體社會來承擔,令人匪夷所思。即便是聖人殺人,罪惡不會比政客來得輕。

 

肆、徬徨中的民族塑造──集體認同的想像

後殖民時代的任務,除了在對外追求與殖民者平起平坐,也要處理內部族群之間的差異(Chatterjee, 1993: 26);民族塑造就是共同體(community)的想像,也就是「誰的想像」、以及「如何想像」的課題(Anderson, 1991; Chatterjee, 1993)。與大多數殖民地相較起來,儘管前後據台的西班牙、荷蘭、以及日本帝國主義者相繼離去,漢人墾殖者卻留下來了,同時,也將故鄉的庶民生活加以移植;就好像美澳紐加等國一樣,對於原住民來說,除非墾殖者的歷史原罪能獲得原諒,這是另類的內部殖民。同樣地,戰後因為戰火而暫遷台灣的外省人,因為國共鬥爭而被迫落地生根,他們不只是帶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制度性支配,對於作為帝國主義者的中國帶著藕斷絲連的眷戀。如果說後殖民的主體是權力的底層者,那麼,我們看到的是一種俄羅斯娃娃般的相對支配關係(圖3),甚至於,外部還有一張無形的中國巨網在虎視眈眈著,也就是以中國為主體、以漢人為中心的台灣認同(圖4)。儘管杜正勝提出同心原的觀點(圖5),卻仍然將中國視為台灣的最立即參考點,將台灣壓得無法喘息;如果以台灣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文化接觸來看,日本、美國、甚至於東南亞成分對於台灣的影響,不見得會比中國來得少。在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精神下,不管族群在政治/經濟上的實力、或是人數上的多寡,大家應該都是一樣重要的、對於國家有相同的貢獻;因此,原住民(包含平埔族)、墾殖者(客家人、鶴佬人)、以及新移民(外省人、婚姻移民),大家的集體想像都應該被接受(圖6)。

 
 

 

 

 

 

 


(一)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混淆

就一般人的了解,「國家認同」是一個人的特質,譬如說「這個人缺乏國家認同」、或是「這個人的國家認同有問題」;那麼,究竟個人的國家認同是如何養成的?甚麼是恰當的國家認同?如果說國家認同是一種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的話,這不只是個人的認同而已,更是一種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更基本的問題是,究竟國家認同為何物?

就政治學、或是社會科學來說,national identity大概是相近的概念,意思是nation’s identity、或是the identity of nation,是指一個nation的特質。那麼,甚麼是nation?簡而言之,這是指一群認為福禍與共、想要生活在同一個國家的人。一般將之翻譯為「民族」,不過,有些人為了要表達隱含的國家關聯(denotation)、而且要避免原生的血緣絃外之音(connotation),主張改稱為「國族」。

不過,由nation所建立的國家稱為nation-statenational state、或是nation’s state,翻譯上就會衍生聱牙的「國族(的)國家」;同樣地,national identity必須譯為「國族認同」。我們以為,國族這個概念不免有「由國家而來的族」,也就是由statenation,用來和家族、族群、以及民族(漢民族)區隔;然而,就nationalism(民族主義、或是國族主義?)的精神來看,是指這群想要生活在一起的人,有權利擁有共同的一個國家,也就是由nationstate。也因此,有人逕自將national identity譯為「國家認同」。

其實,在政治學上又有state identitystate’s identity或是identity of the state的用法,顧名思義,是指「國家的認同」,也就是一個國家的自我定位、以及他人對於這個國家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指一個國家的特質,與先前所提的nation的特質卻是迥然不同。複雜的是,國家認同又往往被解釋為「對於國家的認同」(identify with the state),儼然國家才是主體、而個人只是隸屬於國家的個體,違反國家是因為人而結合的真諦,也不符「自我」認同所強調的自我意識(self consciousness)。

我們會發現,目前台灣所面對的國家定位、以及族群分歧等盤根錯節的議題,或許有幾分悠關state identity,不過,更基本的應該是national identity,也就是台灣的住民是否有意願生活在一起、共同組成一個現代國家。我們以為,在社會上對於漢字翻譯尚未達成約定俗成之前,沒有必要為了要規避一般人尚未熟悉的nation概念,自我陷入文字障,硬生生將兩個不同的概念作相同的翻譯。換句話說,何不大膽使用「民族」、「民族主義」、以及「民族認同」等用詞?

進一步來看,究竟「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是如何產生的?就理論上來看,有原生論、結構論、以及建構論三種解釋。原生論(primordialism)是指認同來自於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或是文化等本質(essence),因而是生下來就決定的,並不容許個人有自我選擇的空間;而結構論(structuralism)強調的是認同如何在不平等的結構下凝聚而成,因此,被動、外塑的成分多於自我反思;相對地,建構論(contructuralism)則主張認同是經過自我選擇而建構的、甚至於是一種集體的想像。

既然台灣是一個墾殖社會,也就是除了原住民以外,還有不請自來的墾殖者、以及不同梯次的移民者,自然會有多元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即便是大家願意生活在一起,各族群對於這個國家不一定會有全然相同的想像。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建構一個多元族群的民族國家,在多元文化主義的理想之下,儘管大家有不同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不管內容為何),起碼的尊重是必要的起步;如果我們能嘗試著去了解對方,將心比心,或許彼此在未來仍有接受對方的可能。

 

(二)族群齟齬的和解與真相

由於國共之間的一笑泯恩仇,南非黑人主教屠圖的名言「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如雷灌頂,讓我們相信和平的建構似乎是近在眼前。然而,在近日的機場流血事件中,國內政治人物「血債血還」的警語,我們看到的卻是彷彿無法化解的深仇大恨。

台灣內部的政治衝突,表面上是朝野政黨因為總統大選所帶來的恩怨與對立,進而投射在大家對於國家定位南轅北轍的看法,然而,真正治絲而棼是社會結構中的族群分歧。弔詭的是,藍綠陣營對於國家病痾的診斷竟然相同,也就是強調百姓在國家認同上面的歧見,卻對族群之間的齟齬諱醫忌疾,特別是本省與外省這個面向的張力。如果我們不願嘗試著去了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糾纏不清的恩怨情仇,任何企圖消除差異的措施都是枉然的。儘管在日常生活裡頭,省籍的標籤並不明顯構成教育、就業、或是升遷的障礙,甚至於,通婚的例子也越來越多,不過,彼此之間的關係卻仍然談不上和諧,一旦面臨重大國家議題,立即又立場壁壘分明、甚至於是衝突一觸即發。其實,雙方除了是為政治權力、經濟資源、以及社會地位的分配而焦慮,更是為了認同的定義在作防衛性的競爭,尤其是對於歷史記憶、或是失憶的角力。

對於外省族群來說,若非日本入侵中國,就不會有中共的俟機坐大,更不會有國破家亡的集體經驗。因此,如果我們如果從國家戰略的角度著眼,決定要透過美日安保來捍衛台灣的安全,政府就有出面撫慰外省人的心靈創傷;同樣地,本省人儘管對於日本人沒有強烈的恨意,如果願意把外省人當作同胞,也許會有更體貼而細膩的作為。相對地,對於本省族群來說,滿清政府在甲午戰敗後割讓台灣給日本作殖民地,這種被生父母活生生賣掉的無奈記憶,恐怕是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消逝的。然而,如果外省菁英如果動輒以「日本皇民」視之,好像台灣人在那半個世紀是心甘情願的當二等公民,情何以堪?其實,台灣人對於祖國的幻滅,並非日本人的皇民化政策奏效,而是國民黨統治讓本地人開始有「為何同胞比異族更壞」的困惑。如果外省族群都可以接受與逼其妻離子散的中共握手言歡,何不試著去進入本省人的內心深處?

如果說和解的前提是真相的話,那麼,寬恕的前提就是加害者必須向被害著要求諒解。問題是,在族群的歷史糾結當中,癥結往往在只看到一付無辜狀的旁觀者,卻找不到加害者,甚至於,彼此都認為自己才是被害著;此時,形式上的和約當然不會給受害者帶來療傷止痛的效果,而加害者的罪惡感也無法真正獲得救贖。時間或許可以化解一且,不過,在相互猜忌的情況下,時間也可能是腐蝕人心的穿腸毒藥。如果大家真的有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願,除了要先努力接受對方的記憶以外,或許應該開始認真考慮,是否我們已經成熟到可以聆聽對方的疏離、不滿、以及憤怒?

 

(三)對於原住民的原罪

一般而言,社會大眾對於被雙重殖民的原住民是視而不見的。不過,由於台灣的原住民族屬於南島民族,不論是外觀、或是文化上具有異國情調般的原生差異,因此,多少有一點商業上的消費價值;此外,當政府想要對外強調台灣的非漢人色彩之際,也會將原住民作為樣板而推到第一線;近年來,有關台灣人平埔血緣的論述有相當流行。這樣的工具性考量,當然只是把原住民視為點綴性的客體。我們回顧台灣開發的過程,坦承而言,儘管漢人的先祖流血流汗,卻是罔顧原住民久居此地的事實;如果沒有墾殖者大規模移入,今天的台灣就是一個/多個原住民國家,因此,漢人的後裔應該是具有原罪的。

陳水扁總統在2000年總統大選前後,與原住民族運動朋友先後簽定了『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以及『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再肯認協定』,大體接受國際上對於原住民權利的基本原則。出人意料之外地,陳水扁更在2004年連任總統之後誓言,將在2006年的台灣新憲法之中設立原住民族專章。儘管有阿扁如此快人快語,原住民仍然不免懷疑,到底白浪的總統是否要玩真的?從代議式民主的規範來看,選舉的承諾雖無法律的約束力,卻也不是選贏以後就可以做選擇性失憶的,畢竟,政見是政黨政治的命脈,除非政治人物只考慮到自己的生命週期,否則,不要說是有理想的政黨,一般有理性思維的政黨,至少在口頭上也要應付了事。

目前看來,我們不敢質疑扁仔的誠意,只不過,行政部門對於總統的原住民政策似乎仍然是一之半解。譬如立法院在2003年中的臨時會通過『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必須雇用至少5%的原住民,幕後推動的前經建會副主委何美玥就理直氣壯地認為窒礙難行,理由是「原住民聚集地多半都在山區原民鄉鎮」。殊不知,原住民目前住在都會區的就佔了34.1%,而阿美族就有40.0%住在非原住民地區,負責全國人力規劃的部會首長,竟然對於原住民的勞力分佈視而不見?

立法院在過年前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2005),作為政府未來原住民政策的指導原則。行政院發言人卓榮泰立即氣急敗壞地表示,這是原住民籍立委「加碼」的結果,除了工作權保障違反憲法上各族平等的精神、也與行政院規劃中的『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牴觸;話還沒說完,他表示,經過與總統府的協商,為了避免破壞朝野和解的氣氛,才勉強同意不覆議。

行政院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做法,除了說是向企業界作何美玥式的表態以外,擺明了是毫無自信地把原住民當作在野黨的萬年選民,同時也把自己的定位排除在全民政府之外,更是連一點客套的場面話也吝於給予,幾乎是當年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放棄客家選票」的翻版。何美玥至少還會推託為「找不到原住民」,而卓榮泰則毫無修飾地祭出公平的大旗,無視國家必須積極培育弱勢族群就業能力、以及排除其就業障礙責任,應該是傲慢的成分大於無知吧?同樣地,民進黨團對於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橫柴入灶的『國土復育條例草案』頭痛不已,行政院理應虛心強化黨內兩院的協調、甚至於徵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意見,豈有一意孤行,要以行政院規畫中的草案來挑戰立法院剛通過的法案的道理?如果說政黨之間需要和解,原漢之間就不用進行歷史和解?

 

伍、結語

當中國提出「不獨不武」的條件,台灣的政治人物回以「不武不獨」,兩邊竟然有共同的基本認知,也就是「台灣獨立=中國發動戰爭」;如果台灣與中國的立足點相等,立足點應該是「台灣不獨、中國不統」。是否有可能找到一種「台灣獨立、中國統一」的政治、經濟、或是文化上的安排?即使中華民國體制不是醬缸,糖漿也有可能淹死蜜蜂;如果說李登輝是台灣的戴高樂,不知誰要來當密特朗?如果台灣的住民不想共同享有一個國家,何不趁早進行分割(partition)?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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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2003。《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



 

[1] 有關於後殖民主義的介紹、以及運用,見Ivison2002)、Young2001)、Mongia1996)、以及Barker等人(1994。);至於後殖民主義的文本,見Farntz Fanon196319651967)、以及Albert Memmi1965)。

[2] 也有人主張用「postcolonialism」。當連字符號被拿掉以後,至少可以讓人避免誤以為這只是用來作時序上的標示,也就是由殖民地走向獨立國家的那個階段。

[3] 其實,黃紀男在1946年曾向美請願公投台獨;同樣地,也有台灣人在1948年向聯合國請願託管公投。

[4] 台灣獨立聯盟的首任主席是蔡同榮,第二任主席彭明敏任,第三任主席張燦鍙。台灣獨立聯盟在1987年改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為許世楷。

[5] 有關於自決權,見聯合國在1966年所通過的『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一條。

[6] 領導者包括黃彰輝、黃武東、林宗義、以及宋泉盛。

[7] 南非雖然有原住民,不過,權力上的競逐主要集中在白人與黑人之間。

[8] 有關於內不殖民的概念,見Hechter1975)。

[9] 由於婚姻移民/外籍新娘多是嫁雞隨雞,尚未形成一個新的族群,我們暫且不去討論。

[10] 在國際關係裡頭,有所謂的「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也就是戰爭的爆發、或是國際體系的不穩定,主要來自於崛起的強權挑戰現有的霸主;見Goldstein2003: 98-99)。

[11] 在這裡,「和解」是指conflict resolution;見施正鋒(2004b)對於這個概念的討論。

[12] 這裡的「和解」是指reconciliation;見Graybill2002)、或Abu-Nimer2001)。

[13] 對於兩者的差異,我們稍後會有詳細的說明。

[14] 一般而言,單一選區除了有利於兩黨制的發展以外,並且會鼓勵候選人採取中道的競選、以及問政方式,不過,前提必須是社會結構原本就沒有嚴重分歧,否則,反而會因為選民沒有其他選擇,只會強化原來的對立,譬如北愛爾蘭。

 

* 發表於台灣學會主辦「戰後六十年學術研討會──後殖民論述與各國獨立運動史」,台北,台灣國際會館,200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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