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大選以來的民進黨與泛綠陣營*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二○○四年總統是一場龜兔賽跑。選前,整合成功的泛藍一直相信「一加一等於二」的政治算術,樂觀自己篤定取回政權;既是由雲端跌落現實的凡間,不知江山是如何輸掉的,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relative deprivation) 自是不可言喻。相對地,由於民進黨在歷來的選舉中,從未札實獲得超越百分之四十的選民支持,早先就有自知之明,這將是一場硬戰;此外,執政黨畢竟有其行政資源上的優勢,加上經濟景氣逐漸復甦,因此,只要沉著應戰,畢竟還是有小贏的機會。

大體而言,面對想像中的藍綠六四板塊,陳水扁採取的是肉粽串拔樁策略來大肆蠶食鯨吞,也就是四處拉攏鬆動的地方樁腳,特別是配合南部執政縣市的優勢,全力將選票往上作極大化的擴張,以彌補在台北市的先天性結構性劣勢。在中部的目標是衝刺過半選票,民進黨整合地方派系的努力不遺餘力;儘管是國民黨在台中縣市執政,不過,都會區多外來移民,不是慣於接受銀彈奧援的傳統派系可羈縻,終於大致能過半(南投縣小輸必須考慮原住民票)。在桃竹苗地區,原本的期待就是在壞也不過如此,反而是有高度邊際成長的契機,目標設定是起碼百分之三十五的選票;陳水扁的客家政策針對客家族群的文化危機,分別在中央大學、交通大學、以及聯合大學設置相關客家研究學院,另外,客家電視台也讓客家族群找到歸依。在台北市,小輸就是贏,因此,儘管馬英九市長刻意降溫,泛綠各個公職領軍進行巷戰,同時也為年底的立委選舉進行暖身,結果也大有斬獲,竟能衝上百分之四十五的選票。

在競選主軸上面,民進黨原本是舉棋不定,擔心會造成所謂「中間選民」(median voter)的疏離。不過,在二二八手牽台灣活動逐漸加溫獲得迴響,特別是台灣團結聯盟推波助瀾,再加上國民黨本土派的支持者躍躍欲試,終於讓執政黨下定決心定調固守本土政權。公民投票早先是為了要回應「核四公投」,至此,既然林義雄已經首肯緊急煞車、轉而全力吶喊「國會減半」,獨派也沒有堅持公投議題的設定,中國頓時成為被流彈打到的假靶,連泛藍也只能嚷嚷「既有共識就沒有必要公投」,不願公然反對。至於公投與總統選舉的掛勾,究竟是「為了公投而順便投扁」、還是「為了阿扁而投公投一票」,恐怕操盤者與支持者的想法也未必相同。不過,總統輸贏事小,對於民主政治最大的斲喪,還是行政部門對於中選會的頤指氣使,才會將選前的猜忌加深為選後的對立。

 

民進黨權力核心調整

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政黨只不過是選舉時候的標籤罷了,如果不能成為自己的選舉機器,至少也不能變成執政的絆腳石,因此,不管是「黨政合一」、還是「黨政分工」,表達的就是在總統大選底定以後,「陳水扁主席」坐鎮的角色已經達成,民進黨的權力結構也必須順勢調整。

陳水扁總統對於黨內派系進行杯酒釋兵權之際,為了遂行派系退出黨務的期待,必須有所形式上的巨幅交換。事實上,只要黨主席、以及秘書長是他的代理人,在貫徹「以政領黨」的意志力之下,民選總統挾民意所賦予的人事任命權,派系在檯面上的合縱連橫,恐怕只剩下立法院的運作而已。原先傳聞,他會以三個副黨主席來交換各派系退出黨內最後的權力核心,也就是功能早已衰退的中常會,表面的說法是用來聯繫行政、立法、以及政黨,並且將行政院(閣揆)、立法院(黨團召集人)、以及黨中央(秘書長)三人譽為佐國的三隻支柱;只不過,當外人解釋為這個職位是接班人的養成所之際,不願意過早淪為跛腳鴨的總統卻又裹足不前了。

未來有志總統大位的人,除了呂秀蓮有現任副總統的優勢以外,高雄市長謝長廷、行政院長游錫堃、以及總統府秘書長蘇貞昌也都有黨內的一席之地,陳水扁在來的歷史任務就是順利推出接班人,為四年後的總統大選奠基;既是所有的重擔往自己肩上挑,也比任何美國總統的權力都還來得多。只不過,當前行政體系若非嫡系的正義連線、新興的游系、或是四處流竄的新潮流人馬,除非瑜亮情節一筆勾消,謝長廷真的在立委選後被任命為閣揆,否則,這將是起跑點不一的黨內競賽。不管如何盤算,陳水扁即使不能成功壓制派系,短期內,至少還能以共主的身分來擔任黨內的平衡者。

問題是,我們當下看到的民進黨整形,一方面有總統制之下的競選機器化的刀痕,另一方面,不分區立委(弱勢、以及學者專家)的指派近乎定於一尊,儼然又有內閣制之下的內造政黨走向,兩股制度力量相互抵銷,更嚴重的事,要來貫徹來自行政部門黨意的國會議員,又如何能發揮監督、甚或制衡的功能?國王的人馬對於憲政體制的擘畫必須有所明確的交代,否則,任何民進黨組織的整頓,恐難被詮釋為即興式的權謀操弄。同樣地,如果九七增修體制是要朝總統制來走,那麼,也應該同步廢除當年為了終結萬年國會所權宜增設的政黨比例代表制,因為相伴而來的政黨體制零碎化,雖然大家如入鮑魚之室,由拉丁美洲的經驗來看,其實是相當不利美式總統制的運行。

四年多來,國民黨一直堅持目前的憲政體制是換軌式的雙首長制;親民黨的宋楚瑜選前表達傾向總統制的姿態,選後,卻又有不排斥內閣制的消息。在民進黨方面,割席而去的前主席施明德放出偏好內閣制的試風球,理由是有利多元族群的包容,不免讓人大啟疑竇,究竟陳水扁在演完雷根總統以後,是否還有續演柴契爾首相的雄心大志?

其實,果真台灣要走總統制,政治菁英培養的階梯過短,特別是直轄市與閣揆的職位有限,又沒有參議員、或是州長的緩衝階段,總統的人才儲備庫過小,這才是真正的問題。不管如何,有地盤的縣長還是總統選舉不可或缺的大樁腳,陳水扁總統再如何動之以情,也削不了這些擁有民意的籓屬入主中央部會;如果無法在體制內將其納入行政院會的協商機制,何不將其列為當然中常委,多少也可以降低派系起源自立院的直覺式生存法則,正面轉移為跨行政區的都會協調。

 

陳水扁指定呂秀蓮擔任民進黨中常委

在「平衡」的考量之下,陳水扁指定副總統呂秀蓮、行政院長游錫堃、以及總統府秘書長蘇貞昌為當然中常委。最引人注目的是呂秀蓮一向不願參與黨內運作,竟然能在陳水扁總統出訪之際代理陳水扁主席主持中常會。合理的解釋是將三人同時並列黨中央,與票選的謝長廷並駕齊驅,讓大家有公平的競爭下屆總統候選人的機會,這樣一來,又彷彿是要制衡意氣風發的謝長廷,再演長扁之爭。

在民進黨中常委改選之後,黨內儼然三足鼎立,也就是以閣揆游錫堃為首的政務體系、與新潮流合作的府內蘇貞昌、以及高雄市長謝長廷的班底。新潮流除了在地方穩紮穩打、寧死也不交出地盤外,在中央也不放棄在各部門蠶食鯨吞,同時重點式推出蘇貞昌當箭靶;游錫堃雖有行政資源,卻不能明目張膽擴大結盟。福利國連線原本就是將多於兵,除了施明德出走、張俊雄輔佐陳水扁、姚嘉文出任位居三公的考試院長、蔡同榮打著主流聯盟的旗幟在立法院負嵎頑抗,看來四分五裂,不過,謝長廷不只是御駕親征,執意在黨中央有半壁江山,更不忘記捍衛年底立委選舉的派系地盤。只有沒有派系的呂秀蓮,既是陳水扁兩度的競選搭檔,可以不用擔心功高震主。

不管陳水扁未來的偏好如何,至少是不會讓民進黨有任何自主生命的發展。如果說民主政治是政黨透過選舉來組織政府的話,在總統直選的情況下,選舉既是以候選人為中心,領導衝鋒陷陣的人一旦贏得政權,執政的重心自然傾向於總統府,此時,國會黨團只能全力護航執政黨的政策立場,又因為國家政策已經有資源豐富的相關政府部門在進行規劃,而候選人一定有自己的競選機器,包括專業民調、媒體公關、以及財源金主,政黨的功能就只剩下人才的甄補,黨中央勢必也要自我萎縮。

在陳水扁黃袍加身以後,民進黨乾脆要總統順便兼任黨主席,理由是要達到所謂的「黨政同步」。甚至於為了鞏固領導中心,以免不聽話的派系在中常會搗亂而有損天威,因此,又以總統所代表的民意至上為由,硬是將三席當然中常委的指派納入雞肋主席的口袋之中(圖1)。究竟要在功能上如何合理化人選,民進黨一直沒有找到一致的說辭,最後才終於定調是以副總統、閣揆、以及總統府秘書長的職位,來決定總統指定的三席中常委。然而,明眼的人可以看出來,這只不過是便宜行事的量身製衣,也就是讓有志接班的人有一人下、萬人之上的黨內權威;未來如果情勢有變,黨內的制度勢必要重新調整,也就是空有不斷修改的內規,卻永遠無法制度化。

務實的陳水扁出身美麗島系,對於創黨理念的捍衛並不是特別關心。只要政黨不是個人前途的障礙,由代理人或是無所屬的孤鳥擔綱就好,並不一定要自己親自歹命拖犁,尤其是在連任總統以後,已經沒有政黨掣肘的後顧之憂,他委實沒有必要陷入殘餘的派系傾軋爛田,自然早就有有抽腿讓出黨主席的念頭(圖23),而所謂以超然的身分領導憲改,也不過是隨手撿來的好聽場面話。

 

民進黨新潮流系成立二十週年

有人曾經描述過去日本的自民黨為「既不自由、又不民主、更非政黨」,如果以同樣的說法來形容民進黨是「派系的結合」是言過其實的話,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民進黨創黨至今的內部運作,大體是沿著新潮流/反新潮流的辯證關係在發展。以歷屆黨主席選舉的獲勝聯盟來看,除了老黨外黃信介以外,幾乎其他的人都有新潮流的影舞者隱身於後,而黨章、黨綱的修定,提名制度的更易,新系一定是無役不戰,更不用說對外的選舉動員。

到目前為止,民進黨在組織上最大的特色,就是能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動而調整,尤其是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作為一個新生的反國民黨的鬆散結盟,既無人脈、又無資源,多元的派系彷彿是磁性不一的磁鐵,一方面吸引國民黨不願/無法整合的本土勢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提供極大化的社會擴張觸角。此外,百花齊放的政策立場呈現,表面上看來是亂無章法,卻是往往扮演黑白郎君的角色,雖然有礙政黨認同的塑造,因而得以成功保證政黨本身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新潮流原本打著改革的旗幟,起先以堅持社會運動嚴厲批判走議會路線的公職,從「雞兔同籠」以來,一直能主導民進黨的論述大筆,也贏得多少島內海外理想主義者的掏心肝。我們可以看到,新系招攬的成員幾乎都是能言善到、能文能武,特別是為躍躍欲試的年輕人提供一條從政的保證班;在派系人事集體調度的原則下,入門的人送往不同的位置磨練,包括立法院、縣政府、到部會,更不用說中央黨部。

在民進黨開始作執政的想像之際,新潮流也同時嘗試地域式的穿透,由立委轉跑道競選縣長。目前,雖然新系百里侯尚無人在實力上能挾諸侯以令天下,卻是總統選舉不可輕忽的大樁腳,而縣長在廢省以後水漲船高,既有人事聘用權力,更有豐富中央資源直接挹住,彼此交互滋養,儼然是美國的州長一般,難怪翁金珠會婉拒入主教育部。

紀律嚴謹是新潮流最為外人稱道的特色,不過,也是最為其他派系痛恨的理由,因為在派系利益至上的最高指導原則下,為了捍衛/擴張地盤而精準計算每一場競爭的得失,新系往往不惜與昔日盟友決裂。至於新系昨是今非的權變、對於改革的裹足不前,特別是新系早期高舉台獨巨擘,近年的言論則與其歷年來批判的對象有所聚合,卻未見往日周延的說服工作,也不免讓民進黨的忠誠支持者懷疑,他們是否不顧政黨立場、甚至於國家利益。新系最大的道德瑕疵是對於社會運動團體的操弄,對於學運、工運、婦運、原運、以及環保運動、甚於媒體,進行收編、滲透、或是乾脆污名化,今天民間社會積弱不振,除了說民進黨的執政外,新潮流的保險套用完即丟的手段厥功甚偉。

在民進黨執政以來,派系反而成為最大的包袱,特別是派系盍各言爾志的做法,不是負責任的政黨政府所應有所為。此外,人事分配上的派系考量,給企盼改革的中產階級帶來負面印象,尤其是對於官僚體系的破壞,難免讓清流嘆息而卻步。不過,對於新潮流來說,最大的挑戰在於無力主導論述,也就是說,在反智的傳統下,即使送年輕的流員到海外沾過鹽水,總是不如腳踏實地取得知識,因此,即使在電子媒體能意氣揚揚,卻掩飾不了聰明多於知識的落寞。

不管如何,派系運作或許是反映出台灣的社會結構,在未進入理念結合的境界之前,擬似理念與否,派系多少可以補政黨本身在彙整上的不足;只要派系的合縱連橫透明化,不要尋求過度的政治租,也未嘗不可。只不過,在憲政體制朝向總統制調整之下,若進一步廢除閣揆,派系能抵擋總統削籓的摧枯拉朽嗎?老二哲學的背後,即使終究能夠南面稱王,除了權力、利益以外,還有甚麼可以號召群倫的?

 

民進黨面臨成長的掙扎

民進黨在陳水扁連任總統以後,在結構上面對黨主席刻意忽視的宿命,有爲者則必須思考如何在後扁時代永續發展的課題,尤其是台聯黨在南部的鐵票區躍躍欲試,而泛藍陣營又已經開始著手在地化論述之際,讓民進黨逐漸體會到左右包抄的壓力,自然在年底立委選舉開戰之前,必須在路線上有所調整,這股焦慮特別投射在沈富雄與汪笨湖的恩怨情仇。

「台灣心聲」的汪笨湖就好像當年地下電台「台灣之聲」的許榮祺,靠著本土語言操弄的精熟,加上不吝使用戲劇化的溝通方式,配合民間歷史真相還原的高度期待,以及對於國語扣應節目的相對剝奪感,竟能將原本只是用來與李濤打對台的未雨綢繆備案,玩得讓政治人物竟然競相爭露面的機會,尤其是大型的戶外現場節目令人嘆為觀止,儼然就是另類的選舉造勢場,誰敢與之爭鋒?

偏偏民進黨的怪醫沈富雄就是不信邪,竟然膽敢與汪笨湖大玩競雞對衝的遊戲。自負的沈富雄一向是無役不參,不管是政黨改造、國會法案、或是國家定位,聰明的他一定不放棄表達立場的機會,而且也讓人看出來他的確是民進黨內部少數有在思考的立委。不管他是否有出選台北市長的打算,民進黨出身的他竟能與藍色的媒體人士稱兄道弟,早就讓自己人質疑究竟是深入敵營、還是討好對手,加上總統大選前爆發的陳由豪事件,儘管沈富雄終於全身而退,卻也讓扁的死忠支持者耿耿於懷。因此,包括學者在內的綠營朋友會公開叫陣,只不過是遲早會發生的事,而汪笨湖只不過適時推波助瀾罷了。

其實,包括其族群事務部所草擬的多元族群論述在內,沈富雄代表的是民進黨內部想要突破傳統票源的企圖心,只不過,他對於草莽基層兄弟所表現的不耐,難免會被詮釋為過河拆橋而惡言相向。還好,在立法院臨時會為修憲舉辦公聽會上,同志林濁水以孤臣孽子姿態力挽狂瀾,硬是挑戰前主席連義雄主張的「國會減半」,正可以讓沈富雄突顯民進黨不只是在路線上陷於進退維谷的困境,也反映出民間在掙脫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徬徨。

對於百姓來說,究竟是陳水扁總統力挺媒體人汪笨湖、還是陳主席不保歹剃頭的沈富雄,其實是無傷大雅的。不過,令人憂心的是民進黨如何處理這些事件的方式,特別是色厲內荏的修憲姿態。眾所週知,在前總統李登輝主導的幾次修憲,關注的方向是權力的和平轉移,並未對於權力之間的關係做周詳的規劃,現行的九七憲政體制因而仍有相當大的爭議。陳水扁雖然承諾新憲,並未對於未來的國家體制有具體的勾勒,而含糊的國會改造訴求被林義雄以誠信要求履行,只好將錯就錯到底。

坦白來說,政治人物之所以習於信口開河,除了靠勢百姓記憶不好、因得以作選擇性的失憶以外,主要是選民永遠有最終的價值來作原諒他們的藉口,尤其是族群之間歷史恩怨所引起的相互猜忌、以及政治權力分配公式不確定、夾雜著國家定位的糾纏。同胞感受的萌生,絕對不是原生的共同血緣、或是文化所能命定,要靠彼此是否願意傾聽對方、是否讓對方感到體貼。

 

抽脂塑身式的「國會減半」

在眾曰可殺的情況下,朝野政黨被迫協商,終於將立法委員的總席次減半。雖然這反映出百姓對於國會整體表現不滿,然而,僅以立委的出席率來看,並不會隨立委總數的降低而相對提高;坦承而言,立法效率不只決定於立委個人的問政勤奮與否,還要看國會內部的分工精細與專業化。更令人扼腕的是修憲的過程草率,儘管學者在公聽會中超越藍綠的藩籬、不約而同反對國會減半,即使不被戴上「統派學者」的一頂大帽,也是被譏為過於理想;令人納悶的是,工程、或是醫學的專業會被尊重,為何政治學者的專業意見會被棄之如敝屣?究竟是我們論述不過專業、說理過於艱澀、還是政黨的反智本能使然?

打個比方,我們如果將政治制度改革當作一個人的體質(憲政體制)改善的話,那麼,除了飲食(選舉制度)以外,還要調整生活習慣(政黨體系)。目前,各方人士所提供的藥方,卻只針對青春痘(國會亂象)而來,其中包括澱粉類只吃一半就好(國會減半)、改吃麵食(單一選區)、自己下麵(兩票制)、佐料多一點(提高政黨比例代表的百分比),甚至於計較到底是要吃細麵、寬麵、意麵、通心麵、還是拉麵(聯立、並立)。

坊間所謂「先把國會席次減半,再尋求配套措施」的說法,這完全是本末倒置;事實上,「配套」一詞已經淪為無知政客欺哄支持者的推託之詞。大體而言,國會改革還要看憲政體制的定位,如果總統制的走向是國人的普遍共識的話,立法院勢必要作整體的配套調整,譬如調查權的賦予、委員會的專業化(包括廢除三名召委)、或是資深制度的確立。一旦憲政體制決定了,再來就必須考量在何種政黨體系下,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會比較順暢,最後才選擇適切的選舉制度來誘導其發展。就台灣當前政治運作的困境來看,果真要繼續朝向總統制調整,我們必須衡量,到底兩黨制、還是多黨制比較適合總統制;根據美洲的經驗,多黨制容易造成國會的零碎化,執政黨即使有心履行政見,也是寸步難行,因此,去「單一不讓渡制」以後的下一步思考,就是究竟單一選區制、比例代表制、還是兩者不同比例的混合。

大體而言,單一選區制有利兩黨制的出現,而比例代表制則容易產生多黨林立的現象。如果大家覺得在總統直選的共識下,藍綠兩大陣營相互制衡可以發展為更健康的趨勢,也未嘗不可全部改為單一選區制。我們目前的選制是採取混合的方式,在225席當中,保留49席(21.8%)給政黨分配(也就是不分區、以及僑選立委),究竟是過高、恰好、還是過低?在立委席次減為113席,政黨比例卻調高為34席(30.1),大體抵消了單一選區制的收斂機制。

不過,由於順序相依(path dependent)的制約,在「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口號下,我們注定要採取混合選制,也不過是將目前的政黨票交給選民罷了,根本未考慮是否真的要保留政黨比例代表的部分。其實,究竟要採取德國(紐西蘭)的聯立式、還是日本(義大利、南韓、俄羅斯)的並立式,最大的差別是前者雖在形式上為混合制,卻因計票方式而為如假包換的實質比例代表制,後者則為名實合一的混合制。孰優孰劣,還是端賴我們期待要配合何種的政黨體系、以及憲政體系。

甚麼是合理的國會席次數目?政治學者的經驗法則是該國人口總數的三次方根。如果以台灣的人口為2300萬來估算,國會席次大致是285。盱衡世界上主要民主國家的人口/席次來看(見表),大致可以歸納成三類:第一類是平均每個國會議員的人口比為5萬之下,譬如奧地利4.4萬、紐西蘭3.1萬;第二類是在10萬上下,譬如澳洲12.4萬、加拿大10.0萬、英國9.0萬,台灣的10.2萬屬於此範疇;第三類是人口總數上億的國家,譬如印度高達184.3萬、美國62.7萬、俄羅斯32.5萬、日本25.2萬。

第三類國家的國會席次不可能無限配合增加,最高的上限是英國的659席、或是德國的656席;如果美國要降低人口/席次到30萬左右,國會席次必須提高到900 左右,一定有全院會議進行的困難。相對的,人口少的國家也不可能要求有抬高的人口/席次比率,以冰島為例,如果要提高到1萬,國會席次要降為30名上下,委員會將會很難運作;如果瑞士的人口/席次比率要提高到台灣的程度,國會席次要降為70名左右。台灣果真把國會席次減半到100席,雖然人口/席次可以提高到將近20萬(南韓為17.2萬,已屬偏高),卻令人懷疑國會要如何監督行政部門。

 

表:主要民主國家國會議員選舉制度

國名

人口(萬)

國會席次

人口/席次(萬)

選舉制度

冰島

28

63

0.4

比例代表制(開放名單)

盧森堡

42

60

0.7

比例代表制(開放名單)

愛爾蘭

363

166

2.2

比例代表制(單一讓渡)

芬蘭

513

200

2.6

比例代表制(開放名單)

瑞典

891

349

2.6

比例代表制(開放名單)

挪威

438

165

2.7

比例代表制(開放名單)

丹麥

536

179

3.0

比例代表制(開放名單)

紐西蘭

366

120

3.1

比例代表制(單一選區65+補足名單)

瑞士

797

200

3.5

比例代表制(開放名單)

希臘

1,071

300

3.6

比例代表制(開放名單)

新加坡

353

90

3.9

集選區(超級單一選區)

葡萄牙

992

230

4.3

比例代表制(封閉名單)

奧地利

806

183

4.4

比例代表制(開放名單)

以色列

575

120

4.8

比例代表制(封閉名單)

比利時

1,016

150

6.8

比例代表制(開放名單)

英國

5,911

659

9.0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

義大利

5,738

630

9.1

混合制(單一選區475+比例代表155)

加拿大

2,996

301

10.0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

法國

5,838

577

10.1

單一選區(絕對多數;二輪相對多數)

台灣

2,300

225

10.2

混合制(複數選區176+比例代表49)

荷蘭

1,552

150

10.3

比例代表制(開放名單)

西班牙

3,926

350

11.2

比例代表制(封閉名單)

澳洲

1,831

148

12.4

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另類投票)

德國

8,191

656

12.5

比例代表制(單一選區328+補足名單)

韓國

4,688

273

17.2

混合制(二席選區227+比例代表46)

日本

12,618

500

25.2

混合制(單一選區300+比例代表200)

俄羅斯

14,639

450

32.5

混合制(單一選區225+比例代表225)

美國

27,264

435

62.7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

印度

100,085

543

184.3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

主要原始資料來源:http://www.agora.stm.it

 

其實,要評估國會的表現,除了立法的效率外,還有聯繫 (linkage) 選民的功能,也就是代表性。一般而言,在總人口數不變的情況下,每個國會議員所代表的選民數目越少,不管是從服務、還是反映民意的觀來看,彼此溝通的機會、或管道就越大,其極大值就是採取直接民主、廢除代議政治;相對地,根據許文龍式的思考,國會的功能只有立法而已,既然國會人數越少,似乎效率較能提高,推到極致就是廢掉國會,乾脆擁抱一人決策式的獨裁政權好了。

如果我們真的關注少數族群的代表,國會的席次應再酌予提高,而非巨幅減少。以台灣的原住民族為例,由第二次台灣人民制憲會議通過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1994) 來看,第108條主張原住民族的每個族在國會應至少有一席,因為不管人口多寡,每個族都是獨一無二的,應該在國會有發言權,原住民目前的8席勢必削減為6席,豈不是在欺騙原住民?我們重新思考保障名額的真諦何在,究竟只要滿足泛少數族群在整體社會的代表就好(代表泛原住民族)、還是各少數族群至少要有起碼的某種代表性(代表原住民族的個別族群)?

如果以邊遠地區的代表性來看,金門縣的投票人數不過30,000左右、連江縣大約4,500人。那麼,在現有被政府承認的原住民12族裡頭,除了雅美族(3,800人)、卲族(344人)、以及噶瑪蘭族(1,700人)以外,其他族群的人口數都不下於連江縣,因此,他們應該各至少保障一名國會議員。如果說真的必須降低國會席次,那麼,每個縣市至少要有一名立委的想法也必須調整,可能金門、馬祖、澎湖、台東必須另作安排,也就是以人口來作選區調整(reapportionment)。此時,原住民的迷你族群適度合併為單一選區,並且彼此協商如何輪流推派候選人,以免各自依附其他少數族群。

在眼前,我們看到的是一些社運人士將「國會減半」等同於「國會改革」,朝野政黨不敢捋虎鬚。然而,社會運動推動者的形象再如何崇高、出發點再如何善意,如果沒有以專業為依據,光是以道德為唯一的訴求,而且是選擇性的堅持「誠信」,也是不負責的作法;此時,學者如果噤若寒蟬不敢言,就是缺乏身為知識份子應有的道德勇氣。從「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觀點來看,公民的義務就是要參與國家大事的討論,這才是「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真諦;此外,就凝聚國家認同的目標來看,政治制度的建構應該是比國家定位的爭辯來得容易。在這樣年底將有立委改選的脈絡下,即使選民終於有自我抉擇的意願,政黨似乎仍然不許他們有自主思考的空間。

 

政黨板塊的可能變動

經過選民投票行為的重組 (realignment),政黨勢力的板塊勢必要跟著調整。宏觀來看,我們判斷陳水扁所增加的票,絕對不會是來自宋楚瑜的鐵票,因此,即使不用看出口民調 (exit poll),可以看出是得自四年前投給連戰的本土票,特別是前總統李登輝全力固守的農漁會系統、以及的台灣意識票。在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有相當程度聚合 (converged) 的情況下,支持泛藍的外省選民難免會有「撕裂族群」的指控;此外,在政權轉移的過程中,外省族群將其危機感化為對於連宋的支持,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即使對外的國家認同問題終能解決,對內的族群分歧仍是治絲而棼,也就是說,儘管島內所有的住民在主觀上自認為是台灣人、甚至於會說「台灣話」(福佬化、閩南話),如何建構合理、和諧的族群關係,仍是刻不容緩的課題;一般所謂「平時族群已經融合、只有到了選舉時才被政客挑起」的廉價解釋,恐怕只是反映出鴕鳥心態的一廂情願看法,於事無補。

儘管總統選舉有收斂政黨數目的誘因,不過,未來的政治板塊是否就取得兩大陣營的五五波之勢,還是要靠年底的立委選舉來取得鞏固,特別是泛藍五大勢力的整合,也就是連戰的老國民黨、宋楚瑜的親民黨、馬力強連線(馬英九、朱立倫、胡自強)、王金平的台灣國民黨、以及以趙少康為首的新黨、山盟人士;如果他們能合併,彼此將可以化身為民進黨式的黨內派系,在立委選舉提名上就可以取得起碼的協調,否則,將因過度提名而自相殘殺。相對地,如果國民黨的本土派人士出走,甚至於與台聯某種形式的結合,那麼,泛藍將萎縮為外省族群的代言人,難逃新黨化的邊垂命運;此時,政黨體系將不會再是你死我活的雙峰對峙(圖1),而是兩黨爭取獨立選民 (independent voter) 的雙峰高度重疊(圖2)的態勢。

此回臨時會的修憲,很明顯的就是民進黨與國民黨聯手夾殺親民黨、以及台聯黨。在舊選制之下的年底立委選舉,民進黨既無力抵制台聯的侵蝕、又缺乏吸納國民黨本土派的吸磁,似乎只能寄望守住地盤、站高山望泛藍亂馬相踢。即使經過凍省、廢國大、以及國會減半等三波斬斷經脈的打擊,被迫靠行的宋楚瑜/親民黨,仍然是未來政黨體系變動的最大變數。


 

* 刊於《台灣民主季刊》20041卷,3期,頁2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