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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史明的認識

作者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日期 2001/10/22

Benedict Anderson在其《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1991, London, Verso) 指出,現代的民族主義出現,與印刷出版所促成的大規模理念傳播有很大的關聯。台灣民族主義的推動亦然。

在白色恐怖時代,中國國民黨政權不只採取直接暴力(鎮壓、酷刑)、以及間接暴力(壓迫、榨取),還要進行不流血的文化暴力,也就是思想上的控制,站在台灣人立場的政治性書籍當然絕對無法在島內生存,因此,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責無旁貸,必須扮演啟蒙者的角色。

對於這些離散的台灣人來說,在面對國民黨爪牙遣送回國的壓力之際,一方面要尋求他國友人義助,另一方面還要奔走四方、組織有志之士奧援,剩下的時間還要辦刊物(譬如《台灣青年》)、或是寫冊。

不少人的台灣人意識、或是台獨意識,是在出國留學之後,讀完那些在台灣看不到的書而覺醒的。透過台灣同鄉會、或是同學會的洗禮,斑駁的書籍留給後來的人,台灣意識的香火一代接一代傳承下去。

有三本書是在海外廣泛流通、然後才傳回島內的漢文版台獨經典之作:日本的王育德的《苦悶的台灣》、與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以及美國的陳隆志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不過,三書在美、日兩地互通有無,而且,史明也有一段時間勤跑美國校園。

如果說《苦悶的台灣》是另類台灣史的入門書,《台灣人四百年史》就宛如一本台灣史的百科全書,由頭到尾提供巨細靡遺的資料來佐證,台灣人留學美國多半唸理工科,在嘆為觀止之際,也就特別折服。《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則偏向政治層面的分析。

史明除了寫書,還組織了「獨立台灣會」,並發行刊物。據了解,在戒嚴時代,島內的少年孤鳥到日本,多會以朝聖的態度專程前去「吃麵」,也就成為私淑弟子。在1980年代,我身處北美,無緣相會,倒是在哥城俄亥俄州立大學唸書時,從同學會的學長接收了幾本散期的獨台會刊物。

我與史明前輩初次見面,是在1990年代初期(1993-94?),於地下電台寶島新聲 (TNT),印象猶新是某個禮拜六,共同上傅雲卿律師的「空中夜航」節目。史明在節目中遞給我一張紙條,勉勵我說:「施教授,你與其他學者不同」。

當時,雖然有抄台的壓力,真正的言論自由障礙,其實是來自傳統民進黨支持者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我以為無線電是相互對話、學習、甚至於凝聚共識的地方,然而,不少台灣人還是無法從國民黨的心靈桎梏中解放出來,把call-in節目當作是集體心理治療的場所,當然不能容忍我挑戰性 (provocative) 的「異端」,唯有史明前輩對我肯定。面對國民黨,我從來不會退縮,然而,「同路人」的無意誤解、或是惡意扭曲,卻令人啼笑皆非;可惜,我們浪費了大好時機。德不孤、必有鄰,這是我對他的由衷感謝,有自己的一番心路歷程。

史明前輩要我有空多去其事務所「行行e」(走走),我禮貌性地去了和平東路一次,有點像選舉時陣,候選人的競選總部、或是公職人員的服務處,泡茶、談論國家大事。以後,就沒有再去了。有一回,半夜裡,獨台會的朋友緊急打電話來,說是史明歐幾桑乎人掠(被抓),我趕緊聯絡人權律師李勝雄;後來,才發現是誤傳,是會裡的成員被拘。

近年來,不時在週末裡,會在路上碰到獨台會的摃鼓車隊,宛如空谷足音,我會揮揮手。曾幾何時,建國廣場也會固定進行車隊宣傳,讓我會心一笑。

目前在台灣,唯有史明、以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張「台灣民族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數十年如一日。台灣人在世界委實是一個特例,也就是有一個現成的國家(中華民國),一方面不置可否,一方面又對於外來政權遺留下來的體制習以為常,更奇怪的是尚未普遍認為自己是一個民族。

所謂「民族」(nation),是指一群人想要共同組成一個國家,也就是要以民族成員的身份來加入國家,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緣、或文化關係。這些,在《台灣人四百年史》、或是史明的其他出版品都說明的相當清楚,而且與國際上研究民族主義的論述完全契合。

身為台灣民族運動的後生晚輩,我慶幸前面有具有知識、以及願景的前輩指引我們,數十年如一日。我誓願,要早日成功實踐台灣民族主義,也就是台灣人有自己真正獨立的國家,並且能凝聚所有的台灣住民為台灣民族。

真多謝!史明歐幾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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