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時報》1998.01.17

國際金融體制需要全盤改革

　美國財政部日昨表示，美國計畫召開大型國際財長會議，探討亞洲目前金融情勢及其解決途徑，這項會議可能與下月七大工業國家（Ｇ七）財長會議合併舉行。去年十一月，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出席亞太經合會高峰會議時，曾宣布要擬定討論「二十一世紀國際金融制度」的議程，這個會議就是柯林頓提議的一部分。

　而在此同時，美國財政部次長桑默斯亦奉柯林頓總統之命，旋風式密集訪問印尼、泰國、中國大陸及南韓等地，與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官員面對面敲定紓困之道。顯然，美國政府已分別就長短期觀點，研擬東亞金融危機解決方案。近日，泰國、印尼及南韓政府已表示將貫徹執行ＩＭＦ紓困方案，而一向對ＩＭＦ排拒最烈的馬來西亞，日昨，也決定向ＩＭＦ貸款。顯示在美國與其他主要工業國家主導下，ＩＭＦ將扮演日益吃重的角色。但在此同時，亦有許多知名學者認為ＩＭＦ提出嚴苛貸款條件，把東亞金融危機與一九八○年的拉丁美洲金融危機視為類似案件，明顯是下錯藥方，東亞經濟在緊縮政策下，將長期陷入嚴重衰退。

　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夕，在美國主導之下，各國共同簽署布列敦森林條約，成立國際貨幣基金，實施以美元為核心的固定匯率制度。一九七○年代初期，固定匯率制度崩潰，各主要通貨只好依市場力量開始浮動，ＩＭＦ的角色因而丕變，開始扮演國際債務危機的紓困角色。一九八○年代初期拉丁美洲諸國發生債務危機，即由ＩＭＦ出面商談貸款條件，一般均包括撙節財政支出、控制貨幣供給、提高利率、整頓不良金融機構及加速打消呆帳等。如果負債國依ＩＭＦ所提條件執行，則ＩＭＦ會分期提撥貸款，而主要工業國家政府亦會共同支持給予融通。在此同時，負債國通常會與債權國政府與債權銀行商定「延期償債」，一般的條件是在支付利息的情況下，將債務償還期間延後五年左右，此舉有效紓解拉丁美洲金融危機。而一九八○年代末期東歐及俄羅斯亦發生類似金融危機，亦因ＩＭＦ的介入而暫獲紓解。據統計，一九八○年以來，共有五十五個國家曾獲延期償債，總金額高達二千零九十億美元。在此同時，亦有金融機構介入收購債權並將之轉換為股權，這一方面可降低不良債務額度，同時，也使不良債權發展出次級市場，對金融機構資金融通甚有助益。

　就我們的觀察，ＩＭＦ這一套紓困模式行之有年，對解決國際金融危機有相當助益。主要原因是當年拉丁美洲、東歐乃至俄羅斯等國發生危機，是由政府出面大舉借款發展經濟，但投資績效並不彰顯。政府財政赤字升高，被迫增加貨幣供給來支應，造成物價膨脹與貨幣貶值等後果。對此，ＩＭＦ所提的條件雖然嚴苛，大體上還算是對症下藥。但這次東亞金融危機，主要成因是各國民間部門向外吸收過多的短期資金，急速進行不當的擴充與投資。基本上，各國政府財政尚稱健全，預算赤字不大，貨幣供給成長率並未明顯偏高，而其債務主要是民間外債而非政府外債。這種情況與一九八○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有顯著不同。現今東亞各國所面臨的基本難題是國際資本撤退所導致的周轉不靈困境，類如南韓、馬來西亞等國，其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並未大幅喪失，只要信心危機平息，或國際間給予貸款渡過流動性危機，東亞經濟會很快恢復活力。

　但如依ＩＭＦ所訂的貸款條件，削減國內支出並提高利率，且關閉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在短期內固然可以勉強創造國際收支盈餘，使這些債權國與債權銀行的利益獲得保障。但緊縮性政策必然重重打擊當地經濟與民眾信心，包括工人失業、公共建設停頓、企業投資大減等，對中長期經濟發展十分不利。也因此，哈佛大學知名教授薩克斯及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史提格里茲，均公開批評ＩＭＦ貸款條件過於嚴苛，對東亞經濟乃至世界經濟並無好處。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也認為，此舉可能造成東亞經濟長期衰退並引發反美風潮。

　除了國際間合作解決債務問題外，各國政府如何選擇匯率制度並聯合進行外匯干預，亦為未來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重點。在這次東亞金融危機中，出現所謂的「競爭性貶值」問題，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貨幣首先大貶一輪，接著新台幣及韓元受影響而跟進貶值，連日圓亦受牽動，並進而引發東協國家第二輪貶值。許多人擔憂中國大陸、香港以及拉丁美洲、東歐亦被迫跟進，形成全球性貶值風潮。因此，如何進行國際間的匯率制度安排及政策協調，乃是當前另一急務。

　整體而言，自一九七○年初期開始實施的浮動匯率，已顯露出許多弊端，日益快速的資本移動，使國際貨幣與債務危機一觸即發。以美國為首的主要工業國家，實有必要及早召開國際會議，就ＩＭＦ的紓困體制與各國匯率政策的協調，進行深入討論，提出全面性改革方案，為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穩定與成長奠定基礎。